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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以死警世（第2页）

然而，1898年“六君子”之死，清廷的丧钟随之敲响。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从此，菜市口作为行刑开杀的法场历史也就结束。但是，回顾三百多年的清王朝，那刽子手的大刀片儿，到底在这里砍下了多少人头，恐怕是永远也统计不出的数字了。

194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为了寻找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竟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得出杀场何在？而更多的人颇讶异我的好奇。也许那时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在即，对于改良主义的失败者，懒得提它，不屑提它，大家竟十分生疏起来。颇费几分周折，才打听到“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掉脑袋的地点，那里已无任何标志，更甭说纪念物了。

想到那些抛洒在菜市口的血，对于甚嚣尘上的几成定论的康、雍、乾三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说法，很不以为然，相当不以为然。窃以为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惊人语，说得太过头的大话。

这三位皇帝，虽然在奠定中国的一统局面，划定国土的疆域版图上，是做出巨大贡献的。然而，“盛世”二字，是加冕不到他们头上的。

第一，在经济上，并未达到汉朝孝文、孝景年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丰足。

第二，在政治上，也不曾达到唐朝贞观年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齑粮，取给于道路焉”；“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纵归，使至期来诣京师。（次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的清明。（均见《资治通鉴》）

第三，公元1662年至1796年，闭关自守的康、雍、乾三朝，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万邦来仪”的中央之国，以老大自居，维护传统的农本主义，不求进取，拒绝整个世界的变革潮流，造成了他们最大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失误。16世纪起，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西欧国家，采取重商主义，已经积极向外拓展，而且人文精神的张扬、自由思想的提倡，促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处于方兴未艾之势。而康、雍、乾三朝，一以贯之的是一种的防范心理、偏窄心态，对民众实施严密的极权统治，对士子进行严酷的文化钳制，对海外保持严锁的封闭格局，对汉族精英分子加以极其严厉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镇压，尤其可怕的是最广泛、最深入、最彻底、最持久的“奴才”教育，使得中国人（除极少数例外者），都成了失去思想、失去活力、失去神气、失去自我，永远匍匐在地、永远罪该万死、永远不敢抬起头来的“磕头虫”。

试想一下，一个3亿“磕头虫”趴在那儿、一口一声“奴才该死”的中国，怎么能称得上“盛世”？

甚至到了18世纪中叶，近邻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而康、雍、乾三朝的继承人，仍以“祖宗规矩不可改变”的死硬，顽固抵制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气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贻误良机，耗尽时光。直到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以后，才明白所谓的“盛世”光景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只是使中国落后于欧洲一个半世纪而已。

人们不禁要问，何“盛”之有？

时下一些作家、一些编导，伪造历史，鼓吹圣明，掩盖真相，胡编乱演，热衷于推销清朝帝王题材，这种见钱眼开的商业行为，倒也不值得当回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过于一些清史专家，应该是有学问、有识见的人，却也跟着罔顾史实，颠倒是非，大弹康、雍、乾“盛世”的高调，颇令人质疑其实用主义的治史学风。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文天祥《正气歌》中耳熟能详的诗句，秉笔直书，据实求真，不附不阿，严谨审慎，至少是为史者最起码的操守呀！尽管冷板凳成为热板凳，也不能为了吃满汉全席，便歪嘴净捡好听顺耳的话说，这不正应了胡适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国人，只注意台上的戏子，而不注意破烂戏园子的整体环境，以偏概全的毛病。这些清史专家就是闭眼不看，也不承认这三朝，其实很不怎么样的，无论如何够不上“盛世”的败象。尤其康熙和乾隆，都是御临天下长达六十多年的高龄帝王，在中国封建社会，老人统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其晚年几乎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描写的贾府一样，外面看起来轰轰轰烈烈，其实内囊早尽上来了。

但16世纪前后，在最初的起跑线上，中国那时的国力，差不多相当于后来成为殖民国家的英、法、德、葡、意的总和。因此，彼时的西方世界，还是很在意东方的中国，是不敢怠慢的。对这个庞然大物，认为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因此，雍正登极，教廷连忙派人，不远万里，前来北京祝贺这位皇帝登基。大典过后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罗马教皇的特使要归国复命了。这位新皇帝，刚刚铲除掉他认为“尾大不掉”的年羹尧将军，心情相当不错，特地接见来自罗马的使节，并颁布了一纸敕书，交其带回。

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教以谨饬安静。伊等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愆，朕自推爱抚恤。兹赠妆缎、锦缎、大缎六十匹，次缎四十匹。（《清通鉴》）

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越说他胖他越喘，你越巴结他他也越自觉了不起。文书中那盛气凌人的大皇帝口吻，很难用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来衡量。雍正以为是唐太宗李世民，是那个真正盛世的天可汗呢！

那时的中国真强，可开始由强而弱；那时的西方真弱，但开始由弱而强。这就是16世纪的唯物史观。套用“文革”间的一句口头禅，他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一天天烂下去。

就在雍正登极这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英国出生。16世纪的伦敦天气，应该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那类似北京南城古刑场菜市口的伦敦塔，院子中间的断头台、院子外塔山上的绞刑架，尽管继续处决人犯。但莎士比亚时期那种在伦敦桥上用长长的铁矛，插着被枭首的头颅，以警吓市民的做法，已不再执行。

他们开始把人当成人，然而在东方，仍旧不把人当成人对待。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一位名叫汪景棋的人被“弃市”。并且被枭首示众，那脑袋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挂就是十年。

我想，菜市口悬挂着汪师爷这颗脑袋的时期，大概也是那个英国人亚当·斯密，埋头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的时期。然而当19世纪，严复以《原富》做书名，将此书译为中文介绍到中国时，适值他的维新同志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掉脑袋的日子。

三百多年原封不动的清王朝，现在所差的恐怕就是在尸首脸上盖一张纸，给棺材钉上最后一根铁钉了。

严复翻译《原富》时著《斯密亚丹传》，他曾经说过：“顾英国负虽重，而盖藏则丰。至今之日，其宜贫弱而反富强者，夫非掊锁廓门，任民自由之效欤？”这句话极其深刻，一针见血，值得深思。试想，康、雍、乾三朝，锁不掊，门不廓，民不自由，而且还是一个动辄把知识分子、把民族精英，送到菜市口去枭首示众的政权，能成盛世，实在是很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