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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归根（第2页）

它比照片里更庞大，也更苍老了。树干从根部往上蹿了一截之后猛地往右歪过去，歪得毫无道理，歪得和那张老照片里一模一样。二十多年的风雨把它撑得更粗壮了些，树冠展开有六七米宽，光秃秃的枝桠在淡蓝色的天空下纵横交错，像一张被风吹乱的炭笔画。树皮是一层一层裂开的，灰褐色的鳞甲深深浅浅地叠在一起，有几处裂缝里还嵌着干枯的青苔。它孤零零地站在路边，周围没有其他树挨着，像站在村口的最后一个守望者。

他下了车，反手把车门轻轻合上。走过去的那几步路，他走得有些吃力，因为他的心跳得太快了，快到他觉得自己的胸腔可能装不下那个频率。他攥了攥手心，手心全是汗，黏糊糊的，他在裤子上蹭了两下，蹭不干。

他把背包从副驾上拿下来。背包最里层的夹层里，那个木纹小罐子安安静静地待着，被几件软衣服裹得严严实实。他走到了枣树下面。站在柳然当年站的位置。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老照片。四岁的柳然，碎花棉袄，两手揣兜，皱着眉，身后是收割过的田野和几间灰瓦土坯房，旁边就是这棵歪脖子枣树。他看看照片，又抬头看看树，又低头看照片，又抬头看树。歪的方向完全一致，树冠的展开角度完全一致，连树干上那道斜斜的疤都在——二十多年前那道疤只有巴掌宽，现在已经长成了一道粗粝的、扭曲的旧痕，像一道被岁月拉长了的伤口。

他把照片收进口袋里，慢慢地蹲下来，两手撑着膝盖，看着树下这片泥土。二十多年前，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就站在这里，穿着她母亲亲手做的碎花棉袄，皱着眉，不知道在想什么。她身后是收割过的田野，眼前是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和冻了冰的排水沟。她在这里长到四岁，然后被父亲带去了北京，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二十多年后，她丈夫站在她站过的地方，替她看这棵枣树。

他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因为他站在这里的这一刻，他等了太久了。

他以为他站在这里会哭，以为自己会像那天在烧烤店里看到救护车□□时一样失控，会像葬礼那天站在雨里一样愤怒，会像那些深夜里一根接一根抽烟时一样被悲伤淹没。但那都没有。他扶着枣树粗糙的树干，掌心贴着那些裂开的树皮，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他忽然觉得，这一年多来做的一切，从图片迷踪到测绘笔记，从宝坻到宁河，每一步都是值得的，他做到了。他对得起那个手镯，对得起那句“替我回去看看”。

他仰起头，今天的太阳很足，阳光穿过枣树光秃秃的枝桠洒在他脸上，暖洋洋的，一点不像十二月的北方。远处的田野里，风力发电的大风车在慢慢转着，白色叶片反射着阳光，一闪一闪的。照片里那些灰瓦土坯的老房子现在都翻新成了红砖瓦房，有的甚至是二层小楼，外墙上贴着白色瓷砖。村口的土路铺成了平整的水泥路，路边修了排水渠，那条冻了冰的排水沟已经被整齐的渠壁取代。但田野没有变——收割过的稻田里残留着金黄色的稻茬，一垄一垄整整齐齐地排着，和二十多年前那张照片里的田野一模一样。土地还是那片土地。

他把背包放在枣树下，靠在树干上，两只手插在棉服口袋里，看着远处那几架慢慢转着的风车。他低头看了看左手手腕上的银手镯。它在发光，一种温温的、从银面内部透出来的柔和光晕。它贴在他的脉搏上，温度明显比他的体温高出一截，像是戴着一个被太阳晒了整整一上午的暖宝宝，又像是有人隔着时空轻轻握住了他的手腕。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会儿，然后放下，靠在枣树上，看着村口那条水泥路上偶尔经过的农用三轮车和一个背着手慢慢走的老大爷。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低下头，对着脚下的泥土，轻轻说了一句：“我们到家了。”

声音很轻，轻得被风一吹就散了。他站直身体，拍了拍棉服上蹭到的树皮碎屑，把背包重新背好。他不能就这样把骨灰埋在路边，因为且不说合不合规矩，枣树长在村口的公共土地上，今天埋了明天可能就被拖拉机碾过去，而且私自埋骨灰确实违反殡葬规定。他想，还是去村委会问问，看看能不能借助村里的帮助，找个更妥当的地方。他最后看了一眼那棵枣树，然后朝村委会的方向走去。阳光很好，手镯很暖。

“陪我一起去看梦里不融化的雪吧。

陪我一起学着不顾一切。

陪我一起让我靠在影子里落泪吧。

陪我一起过春天。

青春可能单薄转眼如烟。

即便如此让我们牵手向着那里走吧。。。”

周杨站在村委会门口，深吸了一口气。院门虚掩着，两扇铁皮门上贴着的春联已经褪了色，边角被风撕开了几个口子，在风里一掀一掀的。门口几个老人正坐在马扎上晒太阳，看到他走过来，话也不唠了，目光齐刷刷地钉在他身上，这个穿深灰棉服的外乡人，刚才在村口枣树下站了好一阵子，现在又来村委会，是干什么的？那些目光没有恶意，但北方农村老人打量陌生人的方式自带一种无声的审讯意味。周杨被他们盯得后背发紧，微微低下头，推门进了院子。

办公室里陈设简单。几张老式办公桌，桌上摞着档案盒和几份摊开的文件，墙边立着一个铁皮文件柜，柜顶上搁着一盆塑料花。暖气烧得不怎么热，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纸墨味。一个为首的中年男人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正翻着一沓表格，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这人约莫五十出头，皮肤黝黑，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深蓝色工作服，胸口别着一枚党徽。他的脸是那种常年跟土地和人打交道的中年男人的脸，没有什么官架子，但也透着几分干练。

“你好，有事儿吗？”口音浓重，宁河这一带的土话，尾音往下沉，但语气很客气，比周杨预想中要温和不少。

周杨微微弓着背，两只手不自觉地攥着背包带子，朝前走了两步。他张了张嘴，从最笨拙也最直接的开场白开始。他掏出那张老照片，放在办公桌上，轻轻推到对方面前：“您好，我是从上海来的。来咱们这边……寻根。”他顿了顿，看到对方的目光落在照片上，继续说下去，“我妻子之前是在咱们村住过的。1999年那会儿，她还小，就在村口那个位置，她父亲给她拍了这张照片。”

办公室里的另外两个同事也被这番话吸引过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干部放下手里的报表，探过头来瞧。刘主任接过照片，眯着眼端详了好一阵子。他把照片翻过来，看了看背面那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又翻回去，目光在照片里那棵歪脖子枣树和小女孩之间来回移动。然后他抬起头，用一种不太确定的、但明显被触动了什么的语气说：“这个是……在咱们村村口拍的哈？”

“对。”周杨点头，他知道自己必须一口气说出来，“柳建平，您认识吗？九几年的时候，咱们乡镇有个服装厂，他在厂里做技术员。那几年他把妻子和闺女带过来了，在咱们村住了好几年。这张照片是99年他们离开之前拍的。我妻子就是这照片里的小姑娘，她离开以后就再没回来过。去年她去世了。”他的手按在办公桌边缘，指节微微发白，“我想把她的骨灰带回来，安葬在这边。”

办公室里安静了好几秒。刘主任拿着那张照片，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周杨，嘴巴微微张着，像是在消化一个信息量过于密集的长句子。旁边的年轻女干部先回过神来，她往后退了半步，用手背掩了一下嘴，然后轻声对另一个同事说了句什么。那个同事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低头看着照片里那个穿碎花棉袄的小女孩，没说话。他们被这番话打了个措手不及，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地人，突然出现在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上午，带着一张二十多年前的老照片和一小罐骨灰，开口就要找一棵树、一个村和一个二十多年前住过这里的人。这件事本身已经够让他们发懵的了。

刘主任最先反应过来，他站起来，把自己的椅子推到周杨面前，指了指：“先坐，先坐下歇会儿。”又转头对那个女干部说，“小陈，给倒杯热水。”然后他绕到门口，推开门，冲院子里喊了一嗓子，中气十足，穿透力极强：“大叔！有个事儿！”

周杨坐在那把被刘主任坐得温热的椅子上，双手接过女干部递来的热水杯。刚倒的热水烫得他指尖发疼。门口那几个晒太阳的老人被刘主任喊了进来，其中就有刚才在院门口打量周杨的那几个，他们围着办公桌站成了一圈，把本来就狭窄的办公室挤得更紧凑了。刘主任把照片递给他们，解释了前因后果。老人们凑在一起，压低声音讨论着，偶尔冒出一两个周杨听不太懂的本地词。过了一会儿，一个年纪最大的老大爷点了点头，用那种慢悠悠的、回忆久远往事的语气说：“服装厂……技术员，有印象。是有这么个人。长得挺精神，业务能力挺强的。没干几年就辞职了，说是考学考到外地去了。那会儿村里人都说他有出息。”旁边另一个老人接过话头：“他闺女那时候才丁点儿大，老在村口那棵枣树下玩。后来走了就再没见着。”周杨握着那杯热水，听着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在讨论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柳然——那个在村口枣树下玩耍的、扎着小辫的、被村里老人记得的“丁点儿大的闺女”。

几个后来闻讯赶来的村民也挤了进来，办公室里一时间站满了人。他们有的是被刘主任的嗓门吸引来的，有的是路过村委会看到院门口围了人就进来凑热闹的，不管什么原因，现在都围在这张办公桌旁边，轮流传阅那张老照片。有人认出了枣树，有人回忆起了服装厂，有人问“她后来去哪儿了”。于是周杨又把这些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上海的相遇、婚礼、交大的实验室、那场事故、她临终前褪下手镯放在他手心说“替我回去看看”。他说的时候语调很平，像是在复述一段已经刻进骨头里的经文。但屋里的人听完之后，沉默了好一阵。一个穿着花棉袄的大婶叹了口气，用本地话念叨了一句，另一个蹲在门口的中年男人把烟掐了，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没说话，但冲周杨点了点头，那个点头里有种很朴素的东西，不需要翻译。

刘主任一直在旁边听着，一只手搁在办公桌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他把那张老照片又拿起来看了一次，然后放在桌上，抬起头，用那种不标准的、带着浓重口音的、努力往普通话上靠的语调对周杨说：“小周，你说的这个事儿，我们听明白了。安葬的话，把骨灰安葬在咱们村，是可以的。村里有坟地，都是安葬本村村民的。你是咱村的女婿，这个合规定。”他顿了顿，又说，“当然，你要是有更好的想法，想选个别的地方，也可以提。”

周杨想了想。柳然想了一辈子的地方就是这里，不是别的地方：“就那片坟地吧，能找个位置吗。”刘主任点点头，又摇了摇头说不出是惋惜还是感慨，嘴里念叨了一句：“多好的人才啊，多可惜啊。”旁边的人纷纷跟着点头，那个穿花棉袄的大婶又叹了口气，这回没说话，只是把两只粗糙的手交叠在围裙上，低着头。没有人反驳，也没有人质疑，更没有人觉得这个从上海来的外乡人是在无理取闹。因为在这个村子里，落叶归根不是修辞，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一个从这个村子里走出去的孩子，在外面读了那么多书、做了那么多事，现在她想回来，他们就觉得理所应当该把她接回来。

刘主任指派了两个村干部和两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带着周杨去坟地看看。坟地在村东边，离那棵枣树不远，站在地里一抬头就能看见枣树歪着的树冠和光秃秃的枝桠在天空下的剪影。周杨选了一个能看到那棵树的位置，指给同行的人看。大家点头说行。但刘主任看了看天色，摆摆手说现在不行：“这都中午了，安葬最好是早晨上午那段时间。明天一早吧，我叫几个人过来帮忙。”旁边一个大汉——就是刚才蹲在门口抽烟的那个，这会儿倒很主动，用本地话瓮声瓮气地说：“明天早晨我来吧。这都应该做的。”另一个村干部也接口道：“对，甭客气，这都是应该做的。”

周杨站在那片坟地里，脚下是冬天硬邦邦的土地，远处是那棵歪脖子枣树，再远一点是村委会的方向，更远的地方是华北平原灰扑扑的天际线。几个素不相识的宁河汉子站在他身边，有的揣着手，有的搓着耳朵，呼出的白气在午后的阳光下缓缓升腾。他们不认识柳然，但他们觉得这事应该做。他低下头，没有让眼眶里那层薄薄的水光变成实质。然后他抬起头，挨个跟每个人握了手，说谢谢，说了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