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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不能只靠拳头（第2页）

北方分裂了上百年，数十个政权相互厮杀，留下了各种矛盾。拓跋焘剪灭其他割据政权，只是消除了表面统一的障碍，而深层次的民族问题、财政问题等才是更要命、更难解决的。

拓跋焘面临的深层次的矛盾主要有：柔然入侵、基层统治、财政收入和南方威胁四大问题。

柔然是继鲜卑之后在北方兴起的少数民族。在鲜卑人南下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空出来的塞北草原被柔然占领。到北魏初期，柔然已经占领了东起朝鲜半岛、西到西域、北达西伯利亚、南至长城的广袤土地，成为中原王朝新的心腹大患。拓跋焘刚即位，柔然就不给他面子出兵侵扰。拓跋焘亲自迎战，结果被柔然骑兵包围了整整五十重。全赖北魏将士拼死杀敌，拓跋焘才脱险逃出。

北魏王朝对柔然的政策遵循稳中求变的原则，在北方各地建立军镇，以守住现有疆域为前提，瞅准时机积极出击。拓跋焘对柔然发动了不下十次征战。北魏组织敢死队，将士们都只带有限天数的粮食深入敌后，抱着不成功就成仁的决心，给了柔然不小的打击。尤其是在北魏神二年（429），拓跋焘大败柔然，取得了战略意义的胜利。

北魏俘获柔然军民数十万人、牛羊上百万头，将他们南迁，安置在边界南北。柔然余部北遁，逃到了漠北地区。原先依附于柔然的高车（北方游牧民族，据说因所乘之车轮子高大而得名）等部落改弦易辙，投靠北魏。柔然元气大伤，不过他们依然没有放弃侵扰北魏这项“非常有前途”的事业。

北魏对柔然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朝野有许多人因此反对主动出击柔然，认为柔然地处荒远，即便得到土地也不能耕种，俘虏的人口也不能直接驱使，主张建立军镇以防守为主。拓跋焘在崔浩的支持下，力排众议屡次出击柔然，虽然没能根除柔然的势力，但基本解除了北方的威胁，免除了内政外交的一大后顾之忧。

北方犬牙交错地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羯、屠等民族。割据战争往往伴随着民族仇杀，导致北方各民族关系非常紧张，这给基层的治理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和其他镇压异族的十六国政权一样，北魏也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尊崇鲜卑族人，强迁其他民族以加强控制，对反抗的异族力量大开杀戒。许多异族百姓被北魏王朝罚做各种府营杂户，供各衙门驱使奴役，甚至被迫从军当炮灰。拓跋焘用兵关中和陇西的时候，为筹措军需，对关中百姓横征暴敛。因此，表面统一后的北魏王朝民族矛盾激烈，尤其关中地区最厉害。

关中百姓的反抗屡有发生，北魏只能控制长安、杏城等重要军镇，没能实现有效统治。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匈奴别部的卢水胡百姓在盖吴的领导下起义。关中各族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迅速扩大到十万余人，分兵三路进逼长安。关东、河南、山西等地的老百姓闻讯，也纷纷响应，占领弘农等地，进逼潼关。一时间，烽火燃遍北魏王朝的半壁江山。拓跋焘不敢怠慢，紧急抽调军队镇压。连新归附的高车部落的骑兵都奉命从内蒙古地区南下作战，可见拓跋焘抽调军队范围之广，也可以看出盖吴起义对北魏政权的冲击之大。

遗憾的是，盖吴起义虽然声势浩大，却没有明确的发展战略。起义军四处活动，但没能攻克长安、潼关等战略要地，也没能构建起确定的防线。这就让拓跋焘有充分的时间调兵遣将。他先调兵赶赴长安固守，又派兵屯守渭北，严令务必阻止关中局势进一步恶化。拓跋焘自领主力清剿山西、河南一带的起义。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拓跋焘成功隔断了关中和关东起义军的联系，随后乘起义军没有戒备发起突然袭击，镇压了关东的起义。二月，拓跋焘马不停蹄渡过黄河，杀向关中。盖吴闻讯北撤，在杏城（在今陕西黄陵县）遭到魏军包围，损失严重。八月，盖吴遇害，年仅二十多岁。有人说他是被亲属出卖，也有人说他是被叛军杀害。但是之后，不断有起义军打着盖吴的旗号继续作战。北魏又花费了两年时间，才使关中局势彻底稳定下来。

在镇压过程中，拓跋焘残酷杀戮响应起义的百姓。为震慑人心，屠城也在所不惜。之后一段时间，各族百姓屈服于暴力，起义浪潮逐渐衰落。大起义的爆发，让拓跋焘意识到国家财政的窘迫。赫赫武功离不开物质基础，常年征战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北方百姓捉襟见肘，北魏的横征暴敛是关中各族起义的重要原因。可拓跋焘也有他的难言之隐，国家掌握的户口很有限，分摊给每个人的赋税自然就重了。所以，当务之急是增加户口，只有增加了赋税征收的对象才能增加收入。

当时北方大量的户口被贵族官僚、据守一隅的坞堡主及寺庙僧侣等控制。乱世中，人们依附于强者，为强者劳作服务，并不对国家产生贡献。官僚贵族依靠特权占有奴婢，拓跋焘一时无法剥夺。坞堡主们各据一方，拥有武装，拓跋焘也无法骤然得手。于是，寺庙僧侣就落入了拓跋焘的算盘之中。

佛寺在中国兴起的时间不长，毕竟佛教传入中国也没多久。但是抚慰人心的佛教理论遇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大乱世，如同火苗遇到硫黄，越烧越旺，信众也越来越多。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初也接受了佛教，把它当作思想武器麻痹人民。从拓跋珪开始，北魏统治者大多礼敬沙门。寺庙规模日渐扩展，最后发展成了拥有大量土地、财产和百姓的庄园经济。许多信众信仰神佛超过了信仰朝廷，奉献寺庙而不服从衙门，官府和寺庙之间产生了矛盾。而拓跋焘当时恰好需要大批的物质支持，使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一些佛教僧侣和信徒借助于鬼神方术扩大影响，追求特权，更让官府看不惯。

于是，拓跋焘一改之前对佛教的尊崇，强制将寺庙经济纳入朝廷的控制。在讨伐北凉的时候，为了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他下令五十岁以下的和尚全部还俗，参军作战。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拓跋焘正式下令“禁佛”。他在诏书中指责佛教信众假借神佛荒诞之说，影响朝廷政治，威胁皇权。规定上自王公下至平民，将私养的和尚及巫师，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府，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和尚身死，主人抄家。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因镇压盖吴起义而来到长安。一次，他的侍从到一座寺院，发现其中藏有大批武器，就报告了拓跋焘。经搜查，官兵又发现了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不少密室等。拓跋焘勃然大怒，在大臣崔浩的进言下，将“禁佛”发展为“灭佛”。他发布了更为严厉的灭佛诏：佛图、佛像及佛经一律击破焚烧，和尚无论长幼一律活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太武帝灭佛”。中国北方的灭佛运动进入**，北魏境内难觅佛教僧侣踪迹，北方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

且不说灭佛背后的思想纠葛，仅仅从物质收益上来说，拓跋焘经此一举获得了不少物资和人口，缓解了北魏朝廷收入窘迫的困境。但是，人口被官僚贵族和坞堡主藏匿的主要弊端，拓跋焘终其一生都没能解决。

拓跋焘面临的第四大问题是来自南方的威胁。早在拓跋焘全力剪灭割据群雄的时候，南方的刘宋王朝就很有“想法”，想趁北方内战坐收渔翁之利。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宋文帝刘义隆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元嘉北伐”，很有气吞河山、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宋军一开始也取得了部分成绩，但很快就在拓跋焘的御驾亲征下一败涂地。当年年底，拓跋焘就带着北魏官兵饮马长江，对宋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形成威胁，刘义隆的北伐变成了拓跋焘的南征。最终，南北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淮南一带达成了均势。

这是北魏王朝军力最强盛的时期，策马扬鞭驰骋在长江北岸的拓跋焘也达到了赫赫武功的巅峰。

三

拓跋焘做事亲力亲为，经常领兵在外，留太子拓跋晃在首都平城监国，主持政府事务。拓跋晃长大了，身边自然聚集了一批人辅佐他。但是拓跋焘又不放心放手让太子去做，而是信任太监宗爱，放任宗爱在平城宫中胡作非为。拓跋晃集团又不时限制宗爱，双方就产生了矛盾。

正平二年（452）的时候，宗爱向拓跋焘进谗言，诬陷太子身边的辅佐大臣们行为不轨。拓跋焘不辨真伪，就处死了他们。太子拓跋晃大为惊恐，担心父皇接下来就要对自己开刀了，竟然惊惧而死，年仅二十四岁。事后查明，太子及其身边的人都没有什么不轨行为。拓跋焘追悔莫及，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下号啕大哭。

这下子，轮到宗爱害怕了。他害怕拓跋焘治自己的诬陷之罪，决定先下手为强。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宗爱趁拓跋焘熟睡之时，将他杀死在**。北魏的一代雄主，面对数万敌军铁骑面不改色、驰骋南北浴血百战的拓跋焘，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在了亲信太监的手中，时年四十五岁。

北魏史书对拓跋焘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世祖（拓跋焘的庙号）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这等于是将拓跋焘看作是开创北魏百年基业的领袖。就是被拓跋焘打得够呛的刘宋王朝，也对他做了很高的评价，说拓跋焘“英图武略，事驾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