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看着我,他的手机还握在手里,指节发白。我们之间隔着一个卧室的距离,和刚刚被播放过的那盘磁带里我的声音。那声音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把我们所有人——我、高桥、还有那个藏在黑箱里的真相——都逼到了一个极窄的角落。
“松本已经到那边了。”高桥先开口,声音低而急促,像是从喉咙里抢出来的,“旧校舍被保护起来了。你昨天是不是去过那里?”
我没有回答。我只是站起来。腿有些软,像踩在棉花上。但我还是站住了。窗外的天光已经彻底变成深灰色,像一块湿透了的旧抹布,沉重地压在东京的上空。
“高桥警部。”我的声音哑得自己都差点没认出来,“那盘磁带里,真的……是我的声音吗?”
“松本没听。他只说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七月十八日。”高桥把茶几上的车钥匙拿起来,又回头看我。他的动作很快,但每个步骤都精确得像排练过的,“我们现在去现场。你和我一起去。”
“为什么带我去?”我几乎要笑出来,喉咙里却一点笑意都没有,“你不是应该直接把我带回警局吗?磁带都找到了,我还在你家里,在你面前。高桥警部,你为什么不抓我?”
他看着我。那目光沉沉的,像冬夜里结了薄冰的湖面。
“因为我想让你自己听一遍。”他说,“在那之前,我不做任何判断。”
他说完就朝玄关走去。我跟着他。鞋在门口穿上时,我注意到他的手在拉门把时停了一下。他没有回头,只是轻声说了一句:
“藤原,如果磁带里的东西真的能证明什么,我不会放你走。但如果不是……我也不会让别人替你决定。”
门开了。走廊里的灯已经亮了,把我们的影子并排投向楼梯口,一长一短,像两个正在走向黑夜深处的人。
高桥的车停在公寓后面的停车场。银灰色的皇冠,车身沾着一层薄薄的灰。我坐进副驾驶。他发动引擎,车里的广播被自动打开,放着一首中森明菜的老歌。他伸手关掉了。车厢安静下来,只剩空调出风口的“嘶嘶”声。
车子驶出中野,一路向西。天已经很暗了。高桥没开远光,只打着近灯,把前方的路照出两团温吞的白色。路边的建筑一栋栋朝后倒去,像被水流卷走的纸房子。我一直看着窗外,脑子里却像开了锅。
七月十八日。
我在那里。旧校舍。地下室。和山田在一起。他在对我说,你要杀了我。我在哭。我说不要。然后是重物砸中头骨的声音。
可那是七月十八日。而他的死亡推定时间是七月十九日夜里九点到十点。这中间,有整整一天。
如果磁带里录下的真的是他被重击的声音,而他在那之后还活到了第二天晚上,那么说明十八日晚上,我没有杀死他。我伤了他。也许伤得很重。他逃了,或者离开了。第二天,他还能走路、说话、甚至约我见面。那伤并不致命。
那么,七月十九日晚上,在巷子里发生了什么?
我的手无意识地摸向自己的后脑,那里什么也没有。但我知道,有一个答案正藏在黑暗里,像一颗被埋得太深的种子,等着某一道闪电劈开地面,逼它破土而出。
“你在想什么?”高桥忽然问。他的眼睛还看着前方的路。挡风玻璃外的霓虹灯偶尔扫过他的脸,把他的五官切得忽明忽暗。
“想七月十八日。”我没有隐瞒,“如果磁带里录到了我伤他的声音,那那天晚上他应该没死。第二天他还能走路,能去涩谷,能站在那条巷子里等我。对吧?”
“理论上是这样。”高桥说,“但松本说,磁带的最后几分钟,声音很乱,有拖拽、撞击和类似于从楼梯上滚下去的响动。然后很长一段空白。之后是一个女人的脚步声,和开门的声音。再也没有回来。”
“开门?开地下室的门?”
“对。从里面打开。然后脚步声上了台阶,越来越远。之后磁带就断了。”
“它还在录音。它只是不再有声音了。”
“直到录音键被按停,或者电池耗尽。”高桥说。
我闭上眼。黑暗从眼皮上压下来,比窗外的夜色更浓。我努力回想那个地方——旧校舍的地下室,那条十三级的石阶,墙上长着霉斑,空气里是旧书泡水的酸味。我去过那里,昨天去过。为了找黑箱子。但我没有听磁带。我没有电池,不知道里面录了什么。如果昨天我在那里听了呢?灯笼知道。她只让我看到她想让我看的。现在录音机落到了警察手里,她却不见了。
“高桥警部。”我睁开眼,转过头看着他,“那盘磁带,不是我放在那里的。”
“我知道。”他说,没有看我,“你昨天去旧校舍,带着一个小手电。你开了地下室的门。你找到了黑箱。你看到了磁带。你没有带走它们。你走了之后,有人进去过。”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松本今天下午收到一个匿名电话。”高桥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两下,“公用电话,声音经过处理,只说了一句话:‘去旧校舍地下室,听听那个黑箱里的东西。’然后就挂了。我们的人去了之后,发现入口有新鲜的撬痕。门是虚掩的。黑箱被拖出来,放在台阶下面。录音机旁边有一块用了一半的电池,还有一副手套。”
“你们查指纹了吗?”
“查了。暂时没有结果。”高桥顿了顿,车拐进一条窄路,两侧的树影一下挤上来,像两道正在合拢的黑墙,“不过现场找到了一根头发。很长,黑色。发根有毛囊。已经送去鉴识了。”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紧了放在膝上的衣摆。头发。黑色的长头发。这个城市里有成千上万个黑发女人。鉴识科能从一根头发里得到的信息有限。但如果是我的头发呢?如果灯笼在现场留下了那根头发,这意味着什么?她在故意引导警察?还是又一个来自“她”的、我理解不了的信号?
“你怕了。”高桥忽然说。
我偏过头去看他。他的侧脸被一束路灯光照得轮廓分明,像一块被刀刻出的木版画。他没有看我,只是专注地开车。但他的声音很确定,像在陈述一个物理事实。
“是。我怕了。”我承认,“我怕我做过一些自己完全不记得的事。我怕那些事已经成了别人眼里的罪。而我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因为那些事情的当事人,就住在我身体里。我甚至不知道,她现在是会出来帮我,还是会亲手把我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