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暑假,梁晓颖邀请我去她亲戚家做暑期工。她亲戚在深圳开了一间小工厂,正赶上订单多,急着招人。
梁晓颖是我在中心小学认识的小伙伴。她的父母在菜市场宰鸡、卖鸡。每天凌晨,天还没亮,夫妻俩就已经在潮湿昏暗的档口里忙活。铁盆里装着鸡毛和血水,地面永远湿漉漉的。久而久之,她身上总带着一点淡淡的市场气味,可她自己却活得像个小太阳,爱笑,说话大大咧咧。
小学的时候,梁晓颖看见我提着黑色塑料袋装的生活用品来宿舍报到。她的眼里流露出一种我读不懂的神情。后来,她似乎格外“关注”我。
她告诉我,我的脚是35码,买鞋应该买35码。可奶奶给我买的是38码。因为鞋子大一点,能多穿几年。
她告诉我,刷牙要用牙膏,牙刷半年就该换一次。我也点点头,依旧拿着那把磨得开叉的牙刷干刷牙齿,一用就是好几年。
她告诉我,女孩子上小学就该穿背心,上初中要穿带胸垫的内衣。我点点头,却始终没有开口向家里要。身体开始发育后,我弓着背走路,把自己缩成小小一团。
她告诉我,夏天太热的时候要把头发扎起来,冬天冷了要穿毛衣。可我没有毛衣。冬天来临时,我把四套校服一层层套在身上,像树干裹着一圈圈年轮。至于头发,我总是披散着,因为这样能遮住磨旧的领口,也能挡住发育后的身体轮廓。
。。。。。。
梁晓颖没有考上市一中,去了市二中读书。虽然不在同一所学校,我们还是一直保持联系。她偶尔会坐公交车来找我,带我去市区逛街、吃东西。还是和小学时一样,她喜欢把自己的东西塞给我。
“这件衣服我穿着不合身,你试一下,丢了怪可惜的。”
“这双鞋买小了,我穿着挤脚。”
“这个发圈颜色我不喜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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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我明白,哪有人总买到不合身的衣服,哪有人总买错尺码的鞋子,哪有人会有那么多“不喜欢”的东西。
她随手塞给我的东西越来越多:衣服、鞋子、发圈、牙刷、牙膏、毛巾、脸霜。。。。。。
那些稀松平常的日用品,悄悄地填补了我生活里的许多空缺。她从来没有说过“我送给你”,也没有说过“你需要这个”,只是一次又一次地编造着拙劣的理由。而我也假装相信。
我和梁晓颖来到深圳的第一天,已经是傍晚了。
长途大巴在工业区附近停下时,天空灰蒙蒙的,空气里带着闷热的潮气。马路两旁全是密密麻麻的厂房和招工广告,霓虹灯刚亮起来,照得街道一片花花绿绿。
厂房藏在一片老旧工业楼之间,铁门口挂着褪色的招牌,里面机器轰鸣声隐隐传出来。宿舍在厂房后面,是一栋灰扑扑的楼。狭窄的楼道里堆着水桶、拖鞋和泡面箱,空气里混杂着汗味、洗衣粉味和潮湿发霉的气息。
我们被安排住在一间房里。房间不大,摆着四张铁架床。靠窗的位置已经住了两个女孩,正在床上玩手机,看见我们进来,只抬头扫了一眼。
梁晓颖的亲戚替我们领了凉席、钥匙和厂牌,又带我们去登记身份证、办临时出入卡。第二天就能上工。
晚上,我躺在陌生的铁架床上,望着发黄的天花板,风扇在头顶缓慢地转动,发出单调的“吱呀”声。我忽然很想念村里的弟弟和小桃,不知道此时此刻他们在干嘛。
出发去深圳前,他们一路跟着我走到村口。小桃扯着我的衣角,哭着问:“姐姐,你可不可以不要走?”弟弟则蹲在路边不说话,只低头拿树枝不停划地面。
要是我有能耐,巴不得把他俩都带来深圳,可我顾好自己都很吃力了。想到这里,我把脸埋进枕头里,鼻子有点发酸。
但很快,我又开始认真盘算起来。等发工资了,我要给小桃买新的作业本。她总舍不得用新的本子,一页纸写满了还不肯翻页;给弟弟买一双新凉鞋,他脚上的塑料拖鞋已经裂开口子了;还要买很多很多零食,雪饼、果冻、辣条、汽水……带回村里给他们。
我还要剩下一点钱,留着在学校花。
想到这里,我甚至开始隐隐期待起第二天的工作。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被带进了车间。
推开厚重的铁门,一股混杂着机油、塑料和闷热空气的味道迎面扑来。头顶一排排白炽灯亮得刺眼,机器运转声此起彼伏,整间车间都在微微震动。
我和梁晓颖的工作很简单:坐在流水线旁,把一个个塑料盒撑开,再把包装好的电子零件放进去,最后贴上标签,装进纸箱里。几乎不需要思考。
主管是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性,嗓门很大,语速很快,“动作麻利点,别聊天,做错了要返工!”
我和梁晓颖坐在一排小塑料凳上,低着头不停干活。
撑盒子、放零件、贴标签。
撑盒子、放零件、贴标签。
动作稍微慢一点,后面的货物就会堆起来。机械重复的劳动像一首漫长而单调的催眠曲,一点一点消磨着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