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野听到“阿尔茨海默症”这个词的时候没什么特别的反应,端着咖啡杯喝了一口,点了点头。“行啊,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林知意没有说别的。她没有说“这个患者总是在问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没有说“她和你之前逃开的那些患者不一样”,没有说“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她不替周野做判断。她只是把病历递给她,让周野自己去决定看到什么。
第二天上午,两人一起去赵秀兰的病房。
推门的时候,赵秀兰正在唱歌。声音不大,气息因为肺部的病灶而显得断续,但音调是准的。她唱的是《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她没有意识到有人在听,一边叠着床角那块叠了不知道多少遍的毛巾,一边一句一句地哼着。她的声音很老,但旋律里的甜味还没有完全散干净。
周野站在门口,没有走进去。她靠在门框上,端着咖啡杯,安静地听完了一整首歌。赵秀兰唱完最后一句,抬起头看见门口站着两个人,眼睛又亮起来了。
“你们是工会派来的吗?车到了没有?”她的目光在两个人脸上转了一圈,最后停在周野身上,“你……你是不是那个……”
她在记忆的碎片里翻找着什么,眉头微微皱起来。然后她忽然笑了。
“你是不是小周的妹妹?你跟他长得有点像。眼睛。眼睛很像。”
周野端咖啡杯的手停了一下。
她只停顿了很短的一瞬间,短到如果不是一直盯着她的手根本不会注意到。然后她走进病房,把咖啡杯放在床头柜上,在老人床边蹲下来。
“不是。”她的声音轻而平稳,和她在天台上的那种语气判若两人,“我不是小周的妹妹。我是他朋友。”
“朋友?好好好,小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赵秀兰高兴极了,拍拍床沿示意她坐近一点,“你见到小周了吗?他今天来不来?他说今天要来看我的。工会的车是不是在路上堵了?”
周野没有站起来。她保持着蹲在床边的姿势,仰头看着老人。老人的手伸过来,握住她的手背——那只手皮肤松垮垮的,布满老年斑,但很暖和。
“小周在路上了。”周野说。她的声音和平时烘豆子时完全不同。没有笑,没有打岔,没有说“哎呀我得去关机器了”。她只是安静地、稳稳地握着老人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句话说完:“您先化妆。他来了,我告诉您。”
赵秀兰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病号服,忽然慌张起来。“哎呀,我还没换衣服!”她开始手忙脚乱地解病号服的纽扣,解到一半又想起什么,转过去问周野,“你看我口红的颜色对不对?是不是太红了?小周喜欢素净的。”
“好看的。”周野说。
林知意站在门边,看着这一幕。她没有走进去帮忙,也没有退出去让她们独处。她只是站在原地,像一个安静的见证者。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照在周野的马尾上,照在赵秀兰苍老的手指上,照在那支磨掉了漆的口红上。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焦咖啡豆的气味,是从周野身上带进来的。
她忽然想起昨天顾念笙说的那句话——“每个人的悲伤,都有逃跑的方式。”周野的方式是烘豆子、开机器、把所有安静的时刻填满。但此刻她没有逃。她蹲在一个认不出自己的老妇人面前,替她接住了一场关于“在路上”的谎。这个谎言不会伤害任何人。它只会让一个八十二岁的、遗忘了一切的老人,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人时,多一份安心。
离开病房后,周野没有回咖啡角。
她沿着走廊走到尽头,在靠墙的那张长椅上坐了下来。长椅是木头的,漆面被磨得发亮,坐上去有轻微的吱呀声。走廊顶上的日光灯把白墙照得更白,她的橘色卫衣在一片白色里显得格外扎眼。她没说话,把腿伸直,双脚交叉,看着走廊尽头那扇半开的窗户。窗外有风吹进来,带着雨后泥土的气味。
林知意在长椅另一端坐下来。两人之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刚好容得下沉默。她没有开口问“你还好吗”,也没有说“刚才你做得很好”。她知道这些话周野不需要。周野需要的东西很简单——一个人能坐在她旁边而不追问,能接住她刚才那个举动的分量而不急着去评价它。
走廊尽头传来咖啡机运作的低沉声响。周野没有起身去关。她坐在那里,听着那个她亲手制造的噪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然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刚刚握过赵秀兰的手,慢慢地攥紧了,又松开。
林知意拿出笔记本,没有翻开,只是握在手里。窗外有鸟飞过,影子掠过窗帘,一晃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