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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吸了口凉气，日本人打国军，怎么八路军也打国军？八路军是汉奸？我这是落脚在汉奸的家里了？

“怎么了？你没听说过八路军？”韩大大看着我的表情问。

“没听说过，我只听说过国军。”

“我老大是国军。哎，别提了，弟兄俩凑在一起就闹仗啊，你没看见那两间锁着的屋？各人把各人的屋锁得紧紧的，谁都不许谁进谁的屋，说是有秘密，有个啥秘密啊。”

“他们都在西安城吗？”

“都在，老二在八路军办事处，离这儿不远，西新街的七贤庄。老大具体在哪儿从来没有个准话，反正也不远，整天神出鬼没的。”

听了韩大大的话，我有些担心，不但这个家的形势有点复杂，恐怕西安城的形势也比较复杂。我再没说什么，让韩大大也把脏衣服找出来一块儿洗。我小时候就帮着母亲洗衣服，后来跟八哥九哥在北平上学，三人的衣服都是我洗，可以说，我这个十七岁的小伙，洗衣服是没得挑的。韩大大嘴里叼着烟袋，坐在太阳刚照到的房檐台上，含笑看着我，夸我是少见的好娃，还说：这么好的娃怎么就让我碰上了？

“大大，大哥啥时候回来？”我问。

“没个准，有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走了我才知道。你大哥不爱说话，早晚都冷着个脸，你见了可不要见怪，那人就那样，可挣了钱就给我。你二哥是没进门就喊上了，围着我说这说那，没给过我钱，倒是喜欢拿着他哥的钱给我买东西，说是尽他一片孝心，我明知道这是耍滑头，可就是喜欢听。”

“大大，等大哥回来了，你给大哥说说，我要参加国军。”

“参加国军就要上前线打仗，去山西中条山，听说死的人可不少，孙蔚如想把鬼子堵在潼关外，进不成陕西。”

“如果大家都怕打仗，怕死，谁把鬼子堵在潼关外呀？”

“你不是刚从打仗那里逃过来的吗？你这么说，为啥要从打仗那里跑过来哩？”

我被噎得低下头不说话了，我不想给人提杀汉奸那档子事，那是我的耻辱。

韩大大叹了口气，说，“这街上曾经满都是你们东北流亡的学生和军人，满街都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是奔张学良来的，想跟着张学良抗日，你说你们是不是傻啊？张学良如果抗日，能把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还有煤矿扔下，从东北跑到西北吗？我劝你不要追着来跟他们瞎闹腾，你还小，在大大这儿长一长，长大点再说。”

韩大大把我当东北来的流亡学生了，我想应该把自己的身世告诉韩大大，但当我在心里把韩大大跟齐老爷做了比较后，又觉得没有必要了，没有经过战火纷飞的韩大大是不会理解我的，反倒会招来一大堆唠叨。

韩大大看我不说话了，满意地说，“我娃听话啊，洗完了吃点东西，笼里有馍，案板上有咸菜，吃完了去街上逛逛，晌午了就去面馆吃饭，一个娃大老远跑到这儿不容易，以后就把这里当成你的家，把大大当你爸，别生分。”

韩大大交给我一串钥匙，去面馆了。

我洗完了衣服，钻进厨房，掀开蒸笼，一手抓两个白花花的馒头，大吃起来。

吃饱喝足，处于好奇，我用钥匙试着开那兄弟俩门上的锁，没有一把能开开。然后，我就出了门，寻找郑州传单上讲的招兵报名点。

西安城的城墙建筑与宛平城类似，城门、城墙的垛口、望孔，下有射眼，四角的瞭望楼都很相似，但比宛平城的气势恢宏得多，大街小巷的建筑也比较相似。人的做派也跟城墙一样气势，天下第一碗、天下第一宅等等，天下第一的招牌到处都是，到底是不是天下第一，显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所以就有些霸道，有些不可一世。这种做派大概与它的十六王朝有关，就是遗风，帝王的遗风。但这些气势磅礴的帝王遗风中却浮动着一种动**不安的、炙热的情绪，那就是偶尔从青砖的拐角或者飞檐下飞出来的传单。自从郑州街头捡到那张传单后，我对传单就特别敏感，像饥饿的人看到食物一样赶紧捡起来看。我捡到的一张传单上写着西北军在前线的消息：

日军一主力部队西犯娘子关，企图由此进入山西。十七师临危受命，自河北疾进娘子关狙击敌人。十月十二日拂晓，日军向十七师守军发起猛攻，被多次击退。趁鬼子士气稍懈，赵寿山命九十八团出其不意反击，战至下午五时，毙伤敌寇二百多人。次日，日军千余人再次猛攻雪花山。十七师打得异常猛烈，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一○二团某连死守阵地，全体官兵壮烈牺牲；娘子关一役，十七师浴血鏖战十五天，全师一万三千之众，只剩下两千七百多人。因寡不敌众，最终失守雪花山乏驴岭阵地。被迫下令撤退的赵寿山悲愤交加，忧心如焚，头发、胡子全白了。赵寿山对将士们说，“抗日怕流血，何必出潼关！弟兄们！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不怕艰难困苦，不惧流血牺牲，为的是啥呀？对！我们就是要抗日救国，收复国土，把日本鬼子这头吃人的野驴子赶出中国去！让我们的同胞过自由幸福的好日子！”

我手捧着这张传单，激动地流泪了。由于这种情绪的影响，当我看到张学良公馆时产生了一种轻蔑。无论在北平的学校还是在二十九军学兵团，张学良这个名字是听得再多不过的了。什么东北王？东北王窝在西北干什么？经过了南苑战斗，我不会像东北军和东北的学生那样对张将军抱有希望和期待，我认为，只要张学良跟二十九军那样跟日军干，以他武器的精良、官兵的素质，不敢说能打胜日军，起码也不会让日军这样**到我的家乡卢沟桥。

过了张学良公馆继续往东走到头，就到东城墙根下了。我原本是想好好看看城墙的，却一下子被城墙根下的古董集市吸引了，这里的古董也像这座城市的帝王遗风气势，没有字画之类的文绉绉的东西，都是些石头和金属做的大家伙，石马石人石桌子，喂马的石槽子拴马的桩，三脚、四脚、八脚，长的、方的、圆的，应有尽有的大鼎，这些东西大得没有几个壮劳力是搬不走的。走过了这些大家伙，我就看到古兵器了，四哥的向往就是我的向往，我要替四哥好好看看，大刀、长矛之类的常见兵器摆得一片一片的，钺、铩、箭镞也不少，还有叫不上来名的，西安城原来叫长安，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这长安是打出来的，十六朝，哪个朝代不是打出来的？所以这里古兵器之多之全就不足为奇了，我觉得这里才称得上是天下第一。但是我找遍了市场，只找到了一把三叉戟，拿到手里掂掂，再看看那月牙的刀口，有一组小豁，好像是作战中碰到了硬家伙崩的。我问这三叉戟多少钱，卖货人抄着手看了看我说，“看不出你这碎娃还知道这叫三叉戟？看你识货的分上，一个大洋，咋样？”我摇了摇头，我只是问问，我一分钱没有。那人又说，“这可是李三郎用过的，知道李三郎不？是唐明皇，杨贵妃的老汉。”我赶紧放下三叉戟溜了。

见过了三叉戟，我就一心想找传单上说的招兵报名点了，郑州传单上写的那种招兵的热闹景象一点也没有，我想人家从河北到山西，仗都打来回了，郑州传单早过时了，我又来晚了。我不甘心，走着走着，走到了西新街七贤庄1号门前。这是一个坐北朝南的院落，门口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有穿着灰军装的人出出进进，这就是韩大大说的八路军办事处？我迷茫地望着那牌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不还是国军吗？怎么穿的军装不一样颜色呢？怎么国军的第八路军打国军呢？

离开八路军办事处，向南走，又向西拐，终于找到了一个招兵点，路边一张桌子，桌前没有一个人报名，桌后坐着两个发呆的国军士兵。我走向前说明自己的愿望，两个人打量着我，一个说：你能扛得动枪吗？一个说：你能走得动路吗？与郑州的遭遇如出一辙。我急切地表示没有问题，我是打过仗的，我为了寻找他们从家乡走到这里，没等我把话说完，他们就不耐烦了，一个挥挥手说：想打日本鬼子？去找你们的张学良去！显然他们把我当东北的流亡学生了，显然他们在揶揄张学良和我。我想辩解，他们不耐烦听，对我晃了晃拳头说：赶紧走远，哪儿的娃到哪儿耍去！

秋风摇动西城门楼上悬挂的风铃，发出悠长远古的声音。我站在西城河边，忧伤地看着水里自己的影子，既怜悯又怨恨，你为什么就不能长高一些壮一些呢？西安城街头比郑州街头的遭遇更让我感到孤独无助和绝望，这些行走在帝王之风中的西安城人，从心底里排斥、蔑视张学良，把东北学生、流亡军人也扯了进去，把我这个仅仅口音有那么一点点相近的小可怜人儿也扯了进去。这都是我的口音惹的祸，是我始料不及的，可是，北平口音与东北口音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冤枉啊！我悲观地预感到，在这个地方，以后可能有好多事情都会是秀才遇上兵，有理没人听。

在饥渴难耐的时候，我回到了韩家。我怎么好意思逛饿了就去面馆吃饭呢！我也想到应该去帮大大干点活儿，可是我心烦意乱，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头蠢猪，这头蠢猪有什么理由吃饭，相反需要用饥饿来惩罚。我躺在自己屋里的小**，生自己的闷气。

过了不知多久，院门被推开了，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传过来，有人敲我的门，“庄铭，庄铭，我进来了。”

我忙坐起来，有些纳闷，这是谁呢？

进来的人穿着一身宽大的灰色军装，看上去也不过二十出头，浓眉大眼，方正的脸膛黑里透红，尤其是两颊，有明显的两团红，我后来才知道，这是陕北高原太阳光照的痕迹。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来人脸上洋溢的笑容，春光般的畅朗，与我童年记忆里第一次见到的八哥九哥很相似。大概由于走得急，来人鼻尖上渗出了细小的汗珠。

“我叫韩冬，是你韩大大的老二，以后就叫我二哥吧！”声音亲切、爽快、热情洋溢，让我感到一片温暖的阳光扑面而来。

“二哥。”我真诚地叫了一声。

“我去你韩大大那儿吃饭，听说屋里来了个漂亮的小弟，就赶来了，看，给你把吃的都带回来了。”韩冬边说边把手里提的食盒放到桌子上，把盖子打开，里面是一碗还冒着热气的裤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