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夜无尘,月色如银。
酒斟时、须满十分。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
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
且陶陶、乐尽天真。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苏轼《行香子·述怀》
嘉祐二年三月的汴京,春风里裹着柳絮,像一场温柔的雪。
放榜已过去了半月有余,但那场科举掀起的波澜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从贡院到国子监,从茶楼酒肆到文人雅集,整个汴京的士林都在谈论同一件事——嘉祐二年这一榜,实在是太惊人了。
这份惊人的名单,此时还静静地躺在礼部的档案库里,由书吏用端正的馆阁体誊抄在黄绫之上。每一个名字都只是一个名字,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还看不出日后将要掀起的惊涛骇浪。但若是有人能穿越时光、窥见未来的话,他一定会为这份名单倒吸一口凉气——
状元章衡,后来历任地方,政绩卓著,为一代名臣。
榜眼苏轼,后来成为有宋一代文坛的巅峰,诗词文章光耀千秋。
除此之外,还有曾巩。这位来自建昌军南丰的士子,此时已经三十九岁,在榜上不算年轻,但他的文章早已名满天下,被欧阳修赞为“百鸟之一鹗”。他后来名列“唐宋八大家”,与苏轼并肩。
还有程颐。这位来自河南的士子,此时还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在热闹的同年聚会中总是坐在角落里,不多说话,偶尔开口便是经义辩难。谁也不会想到,他日后将成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洛学”的开山宗师,其学说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思想史。
还有张载。这位来自关中的士子,比程颐大几岁,面容质朴,目光坚毅。他后来在关中讲学,创立“关学”,写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不朽名言。
还有章惇。此人性格刚猛,才气纵横,文章写得犀利如刀。他后来在政坛上几起几落,成为王安石变法中的重要人物,也与苏轼结下了恩怨交织的一生纠葛。
还有吕惠卿。此人精明强干,机变百出,后来成为变法派的中坚,却也因权术过甚而饱受争议。
还有朱光庭、王韶、邓绾、曾布、林希……
这份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每一个名字拿出来,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人物。文坛巨匠、理学宗师、变法干将、守成能臣、边功名帅——嘉祐二年这一榜,几乎囊括了北宋中后期政治与文化的半壁江山。
后世将这一榜称为“千年龙虎榜”。这个称呼,一点都不夸张。
但对于此刻身在其中的年轻人们来说,他们还来不及意识到历史正在他们脚下铺展。他们只是刚刚中了进士,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忐忑,在汴京的春风里奔走、拜谒、结交、欢饮。
这是一段最纯粹的时光。功名初就,意气相投,所有的分歧与裂痕都还潜伏在水面之下,所有的刀刃都还藏在鞘中。
此时此刻,他们只是同年,只是朋友。
新科进士的第一件大事,是拜见座师。
所谓“座师”,就是主考官。按照朝廷礼制,新科进士要集体拜谒主考官,行弟子之礼,以示尊师重道。这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纽带——从此以后,这些进士与主考官之间便有了“师生”的名分,在日后的官场生涯中,这份名分往往比血缘更管用。
这一科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副考官是梅尧臣。两位都是当朝文坛的泰山北斗,能够成为他们的“门生”,对于任何一位新科进士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
拜谒的那一天,天色极好。
礼部衙门外的广场上,数百名新科进士身着崭新的青衫,按名次排列,肃然而立。春风从御街尽头吹来,拂动着他们的衣袂,远远望去,像一片青色的波浪。
苏轼站在第二排第一位,他的前面就是状元章衡。苏辙站在他左后方不远处,兄弟二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又各自收回了目光。
“奏乐——”
礼官一声高唱,钟鼓齐鸣,丝竹并奏。那乐曲庄严肃穆,在广场上空回荡,让每一个人的心头都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神圣之感。
欧阳修从礼部大堂中缓步走出,身后跟着梅尧臣和一众考官。他今日穿的是紫色公服,腰佩金鱼袋,头戴进贤冠,手持笏板,神情庄重。阳光照在他清癯的脸上,那双明亮的眼睛里有一种阅尽沧桑后的沉静与从容。
他在台阶上站定,目光缓缓扫过广场上密密麻麻的年轻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