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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鼠疫决定性的进步（第3页）

对于加缪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必可列入影响其一生文学创作最为深远的前辈作家之一。1955年加缪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在20岁时接触到他的作品，在又一个20年之后，我当时受到的震撼依旧在延续。”法国学者让-皮埃尔·莫雷尔甚至提出：“在一个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思想尚未于西欧得到认识的时代，加缪的所有作品都可以看作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或明或暗的‘对话’。”[17]

《鼠疫》也不例外。在《鼠疫》中，当里厄与帕纳卢神父共同见证了奥通幼子被鼠疫折磨致死的场景，当里厄愤怒地强调他决不接受这个让孩子备受折磨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这经典一幕无法不让人想起陀氏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卡拉马佐夫面对无辜孩童被虐待致死时对上帝正当性的质疑。在加缪1938年的笔记中，就已经论及伊万的这一质疑和后果。类似的致敬不止这一处[18]。不过，加缪对陀氏人物的长期兴趣并非为了在自己的小说中进行复刻；恰恰相反，如果说对上帝的质疑带给伊万的结论是百无禁忌、肆意而行，这同一种质问在里厄身上则唤起了对上帝的漠视和对人性的自尊。同样的起点，相异的道路。这是一种典型的回应，或者用莫雷尔的话说“或明或暗的‘对话’”。

所以，尽管加缪没有读过本节开头巴赫金那段对陀氏小说艺术近乎盖棺定论的经典评价，却不限制他在创作中进行类似的尝试。《鼠疫》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我们完全可以把上文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转移到《鼠疫》的人物身上，“每种哲理，都有他所创造的主人公在维护”，“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接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主要人物，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之中，便的确不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些论述对《鼠疫》中的诸多角色完全有效。我们有理由说，在《鼠疫》中同样存在一种“复调”。在此我们不能排除加缪对陀氏的借鉴，更应该称为一种暗合。因为我们更需要认识到，加缪对“复调”的运用具有完全属于他本人、扎根于小说主旨的理由。因为《鼠疫》在立意上不是为了写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写一群人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加缪对“复调”的运用指向一种集体群像，最终呈现和验证一种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前文已经提到，除了科塔尔这个反面角色，其他人物出于大相径庭的动机最终都走向了反抗。在这些人物走向反抗的过程中，形成多种精细的对照关系。并没有谁说服了谁，甚至存在观念冲突，但他们最终可以共同行动。他们都无法漠视鲜活的生命在鼠疫中凋零，他们都决定以反抗面对荒诞。加缪找到了共同体的基准。

《鼠疫》：这是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所以令人窒息。

所以，这个缺席的女性角色，象征一个因爱情缺位而令人窒息的世界。这样的处理也许略显简单，毕竟若在“团结与分担”的无私中穿插爱情的排他与有私，加缪如何处理无疑令人期待。在《鼠疫》的早期提纲中，加缪曾设计过一些关于男女之爱的情节，但最终都没有落笔。无论如何，这个缺席的女性角色带来的窒息和渴望，同样有其意义。

在《鼠疫》出版四年后，加缪推出了他关于反抗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反抗者》。他在《反抗者》中道出了一句精简有力的名言：“我反抗故我们存在。”这也可以看作对《鼠疫》的一种呼应和总结。从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开始，到加缪同代人萨特的“我写作故我在”，内容经历了各式形变，但句式总不离“我……我……”。唯有加缪，他留下了这句“我反抗故我们存在”，把单个的“我”扩展到了集体性的“我们”。他从孤独的个体中解脱，走向更广泛的世人。这便是加缪对人类的大爱，也是他的理想主义之所在。这句话中蕴含着一种感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洋溢在《鼠疫》之中。

《鼠疫》，“决定性的进步”

《鼠疫》是加缪继《局外人》后正式发表的第二本小说，也是他从“荒诞系列”过渡到“反抗系列”的奠基之作。在《鼠疫》最初的构思和草拟阶段，加缪就明确意识到了这部正在创作中的小说与《局外人》的不同。在其1942年的两则笔记中，加缪做出了这样的自我剖析：

没有明天

我所思比我本人更伟大并且让我感到无法将其定义的事物究竟是什么？某种朝向否定之神圣性的艰苦跋涉——一种没有上帝的英雄主义——最终成为纯粹的人。一切人类美德，包括面对上帝时的孤独……《局外人》是零点。《神话》也是。《鼠疫》是一个进步，不是从零走向无限，而是走向一种更加深刻、有待定义的复杂性。终点将是圣者，不过他也有他的算术值——和普通人一样可测。

鼠疫。无法从中脱身。在草拟中这次出现太多“意外”。必须紧扣构思。《局外人》描述了直面荒诞时人的**。《鼠疫》直面同一荒诞时诸多个人观点的深度对等。这是一个进步，它将在其他作品中逐步明晰。不过，除此之外，《鼠疫》证明荒诞本身不教授任何东西。这是决定性的进步。

在《鼠疫》结尾的一片欢庆之中，里厄提醒自己，以鼠疫为象征的“荒诞”不会彻底消失，无论对于世界的疯狂还是内心的阴暗，人类都不可能获得一劳永逸的胜利。以里厄为代表的反抗者始终保持着警惕。从长远看，鼠疫依旧如同西西弗斯背负的巨石，随时会再一次从山顶落下，反抗者也依然在承担着巨石的重负，但每一次他们都竭尽全力把石块打得粉碎。在这些反抗者身上，涌动着经过痛苦与勇气磨砺的强劲生命力。他们拒绝承认“存在即合理”，就像加缪日后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背负着我们的苦役、罪行与创伤。然而我们的任务并非把它们释放到世界上，而是在我们身上以及其他人那里与它们斗争。”从承担巨石到打碎巨石，加缪以此完成了“荒诞系列”向“反抗系列”的演进。他在《鼠疫》中写道：“出于良心的准则，他（里厄）毫不犹豫地站在受害者一方，希望与人类、与他的同胞重聚，在他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些唯一确信的事物中重聚，也就是爱、苦难与流亡。于是没有任何一份同胞的焦虑他未曾与之分担，也没有任何一种处境不是他自己的处境。”世界从本质上是荒诞的，但不止于荒诞。认识荒诞，反抗荒诞，在反抗中不断创造生命的意义，互相激励与扶持，团结和分担，正是这一切使得反抗者的行为拥有了切实的价值，这已然堪称“决定性的进步”。

[2]在这部手稿中，小说被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的人物、情节以及结构都与最终定版大不相同。

[3]在这份充满涂改、删节、增补乃至剪裁的打字稿中，小说最终的五个部分被清晰划分开来，引自丹尼尔·笛福《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题词也被加缪亲手抄写在这份打字稿的内页上。可以说，这份打字稿在整体上与最终定版已较为接近。

[4]加缪对此有所意识，例如在1941年2月21日的另一则笔记中所述：“《西西弗斯》收笔。三荒诞完成。”

[5]1942年11月11日，也就是纳粹德国全面侵占法国南部自由区并将军事管辖扩张至法国全境当日，加缪在其笔记中写下了一行简短的字句：“11月11日。像一群老鼠!”这里的“一群老鼠”明确指向现实中的纳粹分子，也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他正在创作的《鼠疫》中那带来恐惧与死亡的鼠群，它们既是鼠疫的载体，也是把疾病传给人类的源点。

[6]张博，《导读：作为起点的〈局外人〉》，加缪，《局外人》，金祎译，读客经典文库，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2月第1版，第140页。

[7]例如《局外人》的开头：“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不知道。”

[8]在这方面，塔鲁在小说中的自白也可以成为佐证。他承认自己在奥兰城暴发鼠疫之前，早已在精神上患了鼠疫。这就把鼠疫隐喻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精神疾病或缺陷。

[9]早在1938年加缪就在《手记》中提到了梅尔维尔。在1941年4月萌生写作《鼠疫》的意图之后，加缪更是认真细读了《白鲸》的法译本，并在《手记》中就“《白鲸》与象征”这一主题记录了《白鲸》中30多个页码以供进一步思考和分析。

[10]关于“荒诞系列”的更多内容可参阅张博，《生者何为？从“荒诞意识”出发看加缪的“荒诞系列”作品》，《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

[11]在《西西弗斯神话》一书的同名章节中，加缪根据古希腊神话原型改写出这样一个故事：西西弗斯身死进入地狱之后，利用计谋诓骗死神重回人间，不顾冥神的警告又“面对着海湾的曲线、灿烂的大海与大地的微笑悠然生活”，最终被墨丘利逮捕，强行押回地狱，接受推动巨石的永恒天罚。在一遍遍推石上山后又一遍遍看着石头滚落然后再次走向平原。加缪特别强调了西西弗斯下山的时刻，此时他对自己的行为具有清醒的意识，他在直面荒诞并依然选择承受重负。因此加缪得出结论：“离开山顶并渐渐深入诸神洞府的每个瞬间，他支配了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推动的巨石更加强大。”“朝向峰顶的奋进本身足以充实人类的心灵。应当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13]我们很难确定这两部作品中的反抗思想究竟孰前孰后，虽然《关于“反抗”的评注》发表在《鼠疫》之前，但其动笔时间却在《鼠疫》之后。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哲学论文《关于“反抗”的评注》中的论点视作其书写《鼠疫》过程中相关感想的直接表达。

[14]帕纳卢的第一次布道代表正统的基督教思想。根据法国学者的研究，这段布道词并非由加缪原创，而是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20世纪法国作家，代表作《追寻逝去的时光》）的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的著作《欧洲对鼠疫的防卫》。加缪在收集素材阶段曾研读过这一著作，并发现了其中转载的这段布道词。他直接使用了这些材料。所以，第一次布道的内容绝非加缪对宗教的丑化，而是一次实录。

[15]“自杀”在加缪笔下是一个关于“荒诞”的标志性事件，因为这代表对生命的放弃。因此，科塔尔以自杀未遂出场富有象征意味。他听到有人谈论一个阿尔及尔的商行职员在沙滩上枪杀了一个阿拉伯人——《局外人》中默尔索的故事——谈话者认为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结果他暴躁地打断了对方的谈话，接着冲出门去。加缪把科塔尔带入《局外人》的故事，也在暗示科塔尔同样是其人生的局外人。

[16]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版，第27—29页。

[17]《阿尔贝·加缪词典》，让伊夫·戈兰主编，巴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2009，第225页。（注释原文：DiaireAlbertCamus，sousladiredeJeanyvesGuérin，Paris:éditioLaffont，2009，p。225）

[18]比如《鼠疫》开篇第一句话：“构成这部编年史主题的诸多奇异事件发生于1941年，地处奥兰。从普遍意见看来，它们在那里发生并非适得其所，略显反常。”这一写法直接借鉴自陀氏《群魔》（也译为《鬼》）的开头：“我们这个城市历来平淡无奇，不久前却发生了一些极为离奇的事件。”同样平淡无奇的城市，同样离奇反常的事件，以及同样迂回曲折的叙事方式和同样中立客观的叙事者，加缪以这样的方式向他心中的文学大师致敬。《群魔》是加缪最重视的文学经典之一，位列其心目中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列。在《鼠疫》之前，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详细解读了《群魔》中的人物基里洛夫。日后加缪还把这部小说改编成了剧本。

[19]在《鼠疫》中，除了里厄的老母亲始终在场，里厄的妻子在小说开篇便出发去往远方的疗养院，最终在那里病逝。朗贝尔的爱人直到小说结尾才从外地赶来。格朗心爱的雅娜早已离他而去，只留下格朗的几句回忆。除此之外，只有老医生卡斯特尔的夫人曾被略略提及。奥通法官的太太则毫无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