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看。”他声音低沉,“就这些,够干什么的?战士训练受伤,要消毒药品;傈僳老乡来看病,要常用药;雨季一来,痢疾、疟疾高发,要抗感染药。可咱们有什么?”
他转过身,看着林晚星:“所以今天这会,就一个主题,向上级打报告,申请增加药品配额。”
林晚星安静地听着。窗外的雾正在散去,阳光透过糊着纸的窗户照进来,在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往年也打报告?”她问。
“打,年年打。”周建兴从抽屉里翻出几份文件,纸张已经发黄卷边,“你看看,这是我前几年写的。数据详实,困难列了一大堆,语气恳切得都快跪下了。”
林晚星接过。第一份是1978年的报告,钢笔字迹工整:“……勐拉边防团卫生院现有药品仅能满足日常需求的百分之三十,缺口巨大。战士们在边防一线流血流汗,不能让他们因缺医少药而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第二份是1979年的,语气更急:“……雨季将至,疟疾防治药品缺口达百分之八十。若疫情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份是今年初的:“……冬春季呼吸道疾病高发,止咳化痰类药物已全部用完。恳请上级酌情考虑边疆实际困难……”
每一份报告后面,都有批复。大多是格式化的回复:“已收悉,正在研究”“经费紧张,请克服困难”“酌情安排”。
“看到了吧?”周建兴把报告收回去,语气里有一种被岁月磨出来的麻木,“年年写,年年批,年年还是缺。”
他把那几份报告摆在桌上,像是摆出一份无声的控诉。
“今年不一样。”他忽然说,眼睛看向林晚星,“今年有你了。”
林晚星一愣。
“你是从昆明培训出来的,懂新名词,知道怎么写能打动领导。”周建兴从抽屉里拿出信纸,“这次的报告,你执笔。把我刚才说的那些困难,再加上你来了之后看到的新问题,都写进去。要写得情真意切,写得让领导看了睡不着觉!”
他把信纸推到林晚星面前,又放下一支蘸水笔,一瓶蓝黑墨水。
“今天上午就写,下午我看看,没问题的话明天就让通讯员送到团部,请孙团长签发上报。”
林晚星看着那叠信纸,纸张粗糙,边缘有毛茬。她沉默了几秒,伸手拿起最上面的一张。
“好。”她说,声音平静,“周医生说得对,缺药是大问题。我一定把困难写充分,把咱们的实际情况反映上去。”
周建兴似乎松了口气,又似乎更沉重了。他点点头,转身继续去擦那些器械,背影有些佝偻。
林晚星铺开信纸,拧开墨水瓶。蘸水笔的笔尖有些分叉,她修了修,在废纸上试了试,然后开始写:
“尊敬的上级领导:勐拉边防团卫生院现有医务人员两名,负责全团官兵及驻地周边群众约两千人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目前面临药品极度匮乏的严峻局面……”
她写得很认真,字迹工整。列出了缺药的具体种类、数量,说明了可能造成的后果,恳请上级“考虑到边疆特殊环境和官兵实际需求,酌情增加药品配额”。
写到一半时,她停下来,看向窗外。
院子里,那几棵周建兴种的草药长得正好,薄荷已经窜了一尺高,金银花爬满了竹篱笆,鬼针草开着小黄花。这些都是可以入药的,而且就在眼前,不要钱。
她又低头看看正在写的报告。那些恳切的言辞,那些详实的数据,那些殷切的期盼……最后会换来什么呢?也许是一批药品,但更多可能还是一纸“正在研究”的批复。
等靠要。白济民老军医的话在耳边响起。
她继续写,但心里已经有了别的打算。
报告写完时,已经快中午了。整整三页纸,写得密密麻麻。周建兴接过去,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看。
看完,他沉默了很久。
“写得很好。”他终于说,声音有些哑,“比我会写。明天就送上去。”
他把报告仔细折好,装进信封,封口,在信封上写下“呈:上级卫生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