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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2页）

竹阁在杭州广化寺柏堂之后，是唐白居易守杭州时为鸟窠禅师所建。苏轼熙宁六年（1073）通判杭州，访旧迹而有此作，八句诗中有六句用典。篇中处处不离居易，处处不离竹，点化白诗入己诗，贴切自然，恰到好处，而大量用典正是宋人以学问为诗的一大特色。从对比中可以看出，老杜之诗已露出这样的端倪。

老杜诗中的诙谐幽默处亦是开启宋诗的重要方面。他在大历四年（769）初到潭州的《清明》诗中写道：

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耳半聋。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

双眼尚可流泪，而因右臂偏瘫，所以只剩左手还能向空书字（用晋人殷浩书空作“咄咄怪事”典）。清人朱瀚曰：“因右臂偏枯，而以左臂书空，既可喷饭。只点‘左’字，尤为险怪。”（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后来在潭州饿饭，又有《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曰：

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

溜匙兼暖腹，谁欲致杯罂。

此诗一如陶渊明之赋“乞食”。雕胡饭唯“忆”其“滑”，锦带羹仅“闻”其“香”，诗人之饥寒困顿可知。非思之切、求之急，便不会有“溜匙”“暖腹”之句。唯不知“两侍御”最终致其杯罂否？《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有“左右秩秩”之语，又有“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屡舞僛僛”“侧弁之俄”的种种醉态，老杜信手拈来，言“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宗武生日》），化老病之况为黑色幽默，令人笑而含泪。其他如写骑马摔伤事曰：“骑马忽忆少年时，散蹄迸落瞿塘石……不虞一蹶终损伤，人生快意多所辱。”（《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增入“人生快意”之议论，便顿生风趣。杖藜老翁，自难跃马。而杜甫却说：“杖藜妨跃马，不是故离群。”（《南楚》）著一“妨”字，便见出诙谐，补之以“不是故离群”，更见出老翁的少年心。在《晚晴呈吴郎见过北舍》中，杜甫写两老翁相向而立，只用“竹杖交头拄”五字，以竹杖之手柄交头代替人之交面，体物之细腻令人咋舌。如此“戏作”手法，于宋诗最是常见。苏轼记六瓶酒被摔碎的憾事曰：“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黄庭坚言归隐不得之苦衷曰：“白发齐生如有种，青山好去坐无钱。”（《次韵裴仲谋同年》）秦观述居京任秘书省正字之清寒曰：“日典春衣非为酒（化用老杜‘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诗句），家贫食粥已多时。”（《春日偶题呈上尚书钱丈》）诸如此类，俱可在老杜诗中找到伏脉。老杜在炼字、炼句方面更被讲求“无一字无来处”的江西诗派奉为师祖，从本书的“点评”中读者自可辨明，此不多论。

以上主要从章法句式、隶事用典、语言风格等方面讨论了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为避免流于空泛，本文着重从开启宋诗方面落墨，因讨论杜诗艺术的专著、文章已经很多，这里不再复述他人成说。

杜甫之诗，有着很大的涵盖面和包容性，所以不同时代、不同心态的读者，便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杜甫来。旧时代，以为杜甫所以为古今诗人之首，在于他“一饭未尝忘君”（见苏轼《王定国诗集叙》）；新中国则又认为杜甫在诗歌里“运用人民的语言，诉说人民的情感”，因此可以称之为“人民的诗人”（见朱东润《杜甫叙论》）。鉴于这种种认识上的差异，本书在选篇上尽量顾到杜甫思想情感、生活阅历的方方面面，力求表现出一个立体的、完整真实的杜甫。而按诗歌内容分类的选注方式，正好适应了多侧面表现诗人风貌的需要，所以本书按照感时、书怀、交游、览古、品艺、咏物、纪行、思亲、遣兴的顺序，共划分出九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既有近几十年来杜诗选本中习见的《兵车行》《潼关吏》《无家别》（这方面的内容以其过于熟滥而在选目上适当做了紧缩），也有向来不曾为选家所关注的新面孔。如：

九载一相见，百年能几何？

复为万里别，送子山之阿。

——《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

甫也诸侯老宾客，罢酒酣歌拓金戟。

骑马忽忆少年时，散蹄迸落瞿塘石。

白帝城门水云外，低身直下八千尺。

——《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圃畦新雨润，愧子废锄来。

竹杖交头拄，柴扉扫径开。

——《晚晴吴郎见过北舍》

读这样的作品，我们不得不为杜甫待友的温润、酒后的潇洒和体物的细腻所感动，而且对许多读者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动——不能让读者有新的感动，不能让读者对杜甫有新的认识，这个选本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杜诗注本，可谓沈沈夥颐，至有“千家注杜”之说。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更是旧注之集大成者。加之当代研究者的孜孜努力，原以为杜诗在注释方面已无太多伸展的余地。但这本杜诗类编选注下来，才发现杜注之陈陈相因者、以讹传讹者、脱注失注者并不在少数。兹择要举证如下：

一、史实不确。《所思》：“苦忆荆州醉司马，而今樽酒定常开。”杜甫自言荆州司马是崔漪。仇注引蔡梦弼注曰：“崔漪盖自吏部而谪荆州司马也。”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亦从此说，而将仇注中表推测的“盖”字略去，言“崔由吏部贬荆州司马”。此系因袭旧说而误。实际上，崔漪并非由吏部贬荆州司马。《旧唐书·肃宗本纪》称，崔漪与杜鸿渐是拥戴肃宗自立的功臣，肃宗即位后擢升“朔方节度判官崔漪为吏部郎中，并知中书舍人”。又据《旧唐书·颜真卿传》载：“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带酒容入朝……真卿劾之，贬漪为右庶子。”可知崔漪是由吏部贬右庶子，并未离朝。贬荆州司马事史传无载，反倒是杜诗可补史传之阙，而诸本所言史实均误。

二、出处不确。《题桃树》：“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信莫打慈鸦。”仇兆鳌注“儿童”句曰：“古乐府有《莫打鸦》。”（标点依中华书局1979年版排印本）但遍查《乐府诗集》，并无“莫打鸦”之题，翻检汉魏乐府，亦无直言“莫打鸦”者，唯《魏泰诗话》载赵宋之梅尧臣作有《莫打鸭》诗，讽宣州守笞打官妓事。诗曰：“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向池中宿，不比孤洲老鸹鸧。鸹鸧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荒。”仇兆鳌必以“鸭”为“鸦”而误记为古乐府矣。

三、语词不确。《绝句漫兴九首》：“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仇注：“鲍照诗：‘窍窍燕弄风，袅袅柳垂腰。’”如仇注，首先将“柳”与“腰”联系在一起的便是鲍照。查鲍诗，其《在江陵叹年伤老》曰：“窍窍燕弄风，袅袅柳垂道。”如此，鲍诗与“腰”并无干系，引诗所注者唯“袅袅”二字而已。首先以“腰”状柳者实是北周的庾信。其《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诗曰：“上林柳腰细，新丰酒径多。”从庾信到杜甫，虽描述上重心稍有倾斜，然所言“柳腰”，重心俱在于“柳”；而今之“柳腰”，则重心在“腰”。从以人状柳，到以柳状人，此又古今词义之一转也。中华版《杜诗详注》已在出版说明中指出仇注引书常有错误。编者在注释中细加检核，发现所言果然不虚，且经过查证的引文常有于注杜无补的情况。此举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余不赘。

四、漏注典事。《园人送瓜》：“东陵迹荒绝，楚汉休征讨。”仇注承宋赵次公注，仅注上句为故东陵侯邵平青门种瓜典，下句失注。下句实亦隐括种瓜典事。据刘向《新序·杂事》载，战国时梁大夫宋就曾为边县令，地临楚界。楚梁边亭俱种瓜，梁亭瓜美。楚人妒而夜搔之，至有死焦者。梁人欲搔楚瓜以报复，宋就不许，且派人夜间偷浇楚瓜，使楚瓜亦美。梁楚由是成为睦邻。“休征讨”当由此出。诗先赞美送瓜主人，再叙食瓜之乐，末以种瓜典事作结。脱注搔瓜之典，“楚汉”句便无着落，无形中减少了许多韵味。

以上种种，已努力在注释中作了弥补与纠正，唯不知尚有多少欠缺。

感谢主编祖美老师的信任，将选注杜诗的重任交付与我，使我有了一个“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机会。这番实践首先让我打破了对旧注的迷信与依赖，同时也使我认识到即使如杜甫这样一代又一代人投入很大力量去研究的作家，也仍有鞭长不及处，更遑论我们还有许多并未去用心垦殖的生土地。古典文学研究真是一项筚路蓝缕的事业，从事这项事业的人应该少在熟悉的风景里兜圈子，而多一些暴虎冯河的开拓。

[1]杜甫《赠崔十三评事公辅》：“舅氏多人物。”《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贤良归盛族，吾舅尽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