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何青禾就醒了。
不是被鸡叫醒的。鸡还缩在窝里,连脖子都没伸出来。也不是被娘喊醒的。娘睡得浅,咳嗽压在喉咙里,像一小块火星埋在灰里,偶尔才轻轻亮一下。何青禾是自己醒的。人做惯了一件事,身子便比脑子先记住时辰。天黑到这个份上,该起了;井边还没人多,水好打;回得早,灶也来得及烧。
她摸黑坐起来,草铺窸窣响了一下。
屋里冷。不是冬天那种刺骨的冷,是黎明前潮气贴在皮肤上的冷。它不咬人,只一点一点往衣裳里钻,像一个没脸没皮的穷亲戚,知道你赶不走它,便日日来坐。何青禾把外衣披上,手指摸到袖口处一个没补严的线头,顺手把它按进去。这个动作很小,小到她自己都没察觉。女人的手大概就是这样被养出来的,看到裂口便想补,看到乱线便想理,好像不把这些东西收拾服帖,日子就会从那一点缝里漏出去。
娘翻了个身。
“去井边?”娘问。
“嗯。”
娘没再说什么,只咳了一声。那咳声很轻,却把黑暗咳出了一道皱。何青禾站在床边等了等,见娘没起,才弯腰去拿扁担和木桶。
扁担靠在墙角,像一根瘦长的骨头。木桶是旧的,桶箍被水泡得发黑,边上裂过一回,爹还在时用铁丝缠过,如今铁丝也生了锈。空桶拎起来并不轻,木头吸过太多年的水,像把井也背了一截在身上。何青禾把扁担架到肩上,桶在两头轻轻晃,发出沉闷的碰撞声。她推门出去,夜色便从门缝里涌进来,像一盆没烧开的冷水。
村子还没醒。
土墙一面面伏在黑里,屋脊低低地压着,像许多人弯下去的背。远处有狗听见动静,懒懒叫了一声,很快又没了下文。何青禾沿着熟悉的小路往西头走。她记事起就走这段路。小时候跟着娘,娘在前头一颠一颠,扁担压得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后来娘脚不行了,水便归了她。起先她挑不动,半桶水都压得她哭,娘站在门口看着,眼睛里有心疼,嘴里却只说,慢慢就能挑了。
慢慢。
这两个字真像穷人的一味药。疼了,慢慢就不疼了;饿了,慢慢就习惯了;苦了,慢慢就过去了。可过去的究竟是苦,还是人身上那些会喊疼的地方,没人说得清。
路她闭着眼也能走。
前头第三块石头松,踩上去会晃;老槐树根旁边有个浅坑,雨后存水,晴天也湿滑;王家墙外那截路窄,扁担容易碰到墙,得把肩往里收一点。她的脚比眼睛熟这条路。脚知道哪里该抬,哪里该落,哪里不能踩。她有时候觉得,人的一生是不是也像这条路,走得久了,连想都不用想,脚自己就把人带过去了。
井在村子西头。
那是一口老井,井沿被无数只手摸得发亮,石头边缘磨成圆钝的弧。井旁有一棵歪脖子柳树,春天抽芽,夏天垂阴,秋天掉叶,冬天光秃秃地站着,像一个看了太多年人间苦事、早已懒得开口的老人。柳树底下常有水洒出来,泥被踩得发黑,冻过又化,化过又干,变成一块永远不清爽的地。
何青禾到的时候,井边已经有人了。
陈婶子先来的,正把井绳往下放。她身旁站着她家三姑娘,十二三岁,瘦得像一根没长开的豆秧,怀里抱着一只小木盆,困得眼睛都睁不圆。再远一点是刘家婆婆,背驼得厉害,站着像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旧纸。她儿媳妇没来,据说刚生了娃,还在屋里躺着。可躺也躺不了几天。女人生孩子像牛下崽,旁人说疼几声便罢了,过几天照样得下地、烧火、打水,连血都没流干净,手就先被灶灰染黑。
陈婶子看见她,招呼了一声。
“青禾来啦。”
“嗯。”
何青禾把桶放下。木桶碰到井台,咚一声,像很小的雷。她站到一旁等。井边的规矩不用谁讲,谁先来谁先打,谁年纪大谁能插个先。姑娘家不说话,只排着。水从井底被摇上来,一桶一桶,黑暗里看不清颜色,只听见哗啦啦的水声,像这口井在不断往外吐话。可井说了这么多年,从没谁真听懂过。
“听说村东头来了队伍。”陈婶子突然说。
刘家婆婆哼了一声:“哪个队伍?”
“红军。”
这两个字落下来,井边静了一下。
那静很短,像井绳猛地停在半空,很快又继续往下滑。可何青禾还是听见了。她低着头,看自己脚边的泥。泥里有几个脚印,大的,小的,深的,浅的,全都被水泡得没了棱角。她想到,女人的脚印大概都是这样,踩下去时也许清楚,水一漫,很快就混成一片,谁也分不出谁走过。
“红军?”刘家婆婆声音压低,“当兵的还有什么好东西。”
“说是不一样。”陈婶子把水桶拖上来,胳膊上青筋凸起,“不抢东西,还帮穷人家劈柴挑水。”
“嘴上说得好听。哪路兵过来不是鸡飞狗跳?前几年那伙兵,连我家半袋谷糠都翻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