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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室清欢（第1页）

进入腊月之后，农活彻底停了。地里上了冻，每天早上起来，田埂上的土都硬得像铁，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生产队组织了几次集体学习，大部分时间大家都窝在自家的灶房里猫冬。陈队长偶尔来坐坐，每次来都带点东西——一把粉条、几颗土豆、一小块冻得邦邦硬的豆腐。他说是队里分的，但张淼淼知道有些东西是陈队长自己省下来的。

腊月初八那天早上，张淼淼睁开眼，发现窗户上结了冰花。不是霜，是冰——一层薄薄的、晶莹剔透的冰晶，把外面那片竹林切割成无数个细碎的几何图形。灶房里的红薯粥已经煮好了，灶台上多了一个碗，碗里盛着几块腌萝卜和半个咸鸭蛋。咸鸭蛋是刘婶前天送来的，一共两个，她舍不得一次吃完，今天切了半个放在他碗里，另外半个用碟子扣着留到明天。

吃完早饭她把碗筷收拾了，坐在炕上翻看笔记本。本子上的待办事项越来越少——秋收的工分汇总做完了，化肥的核查报告交上去了，明年春耕的种子分配计划也拟好了初稿。她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那张夹在本子里的透明糖纸，忽然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腊八，”她合上笔记本，转头看坐在炕那头编竹篮的人，“按理说要喝腊八粥。”

张起灵停下手里的篾条，抬起头看她。

“腊八粥就是——”她想了想怎么用他能理解的方式解释，“把各种豆子、米、干果放在一起煮，煮成一锅甜甜的粥。过年之前吃，图个吉利。”

他听完，把竹篮放到一边，站起来走到灶台前，弯腰翻了翻灶台下面的储物罐。罐子里有小米、大米、红豆，还有一小袋刘婶给的花生。他把每样东西都拿出来放在灶台上，然后转过头看她，意思是：这些够不够。

张淼淼从炕上下来，走到灶台前看了看他摆出来的东西。红豆只有一小把，花生是生的，红枣一颗都没有，莲子更不可能有。但她看着他把那些食材整整齐齐地码在灶台上——红豆和红豆在一起，花生和花生在一起，小米和大米之间隔着一道清晰的界限——她忽然觉得这大概是全世界最简陋但也最认真的腊八粥食材。

“够了，”她把红豆拿起来放在水里泡着，“红枣没有就算了，莲子本来我也不爱吃。”

两个人一起做了一锅粥。张淼淼负责掌握火候和调味，张起灵负责添柴和搅拌。木勺在铁锅里慢慢转圈，红豆和小米在沸水里翻滚，蒸汽模糊了灶房的小窗。她站在灶台前往锅里加了一小勺糖——糖是他们用竹篮跟公社小卖部换的，一共换了二两，她一直舍不得用。他站在她身后，下巴刚好到她头顶的高度，呼吸时带出的气息轻轻拂过她的头发。

粥煮好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了。她盛了两碗放在桌上，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喝粥。红豆煮得软烂，花生还有点硬，糖放少了，甜味若有若无。但两个人谁都没有说。

下午陈队长来了一趟，送来一份公社下发的通知。通知是油印的，纸张粗糙得能看见草梗，上面写着春节前要完成的几项工作——冬修水利的收尾、困难户的慰问、来年春耕的种子储备。张淼淼扫了一眼就放在桌上了，但陈队长没有走。他坐在长凳上，从口袋里掏出纸烟，点了一根，吸了一口，然后开口的语气比平时慢了几分。

“张同志，我今天来还有点别的事想跟你商量。”他弹了弹烟灰，看着灶膛里的火光，“你在队里这段时间，账目也好，物资也好，都理得清清楚楚。我想让你正式当队里的会计。老孙的位子空到现在，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你比谁都合适。”

张淼淼把灶台上的碗往旁边挪了挪，给他倒了杯水，语气很平静：“我考虑一下。”

“不急，”陈队长站起来把烟头掐灭在灶口，“你慢慢想。我先走了。”

他走到门口，看见张起灵正蹲在院子里修一把锄头。锄刃被冬天的冻土崩了一个小口，他用瑞士军刀上的锉刀一点一点地把缺口磨平，每一个来回都均匀有力。

“这小伙子手艺不错。”陈队长朝张淼淼说了一句，语气里带着不加掩饰的欣赏，“你们要是留下来，队里明年春耕就多了个全劳力。”张淼淼没有接话。陈队长也没再说什么，摆摆手走了。

腊月十二那天，村里出了件热闹事——陈秀兰订婚了。对象是隔壁生产队的一个小学老师，据说人很斯文，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陈秀兰她爹高兴得在村口散了一圈烟，见人就发，连张起灵都被塞了一根。陈秀兰来队部送喜糖的时候，张淼淼正在整理一沓旧账本。她把喜糖放在桌上，是一小包用红纸包着的水果糖，红纸上的金粉蹭了一点在账本的边角上。

“张同志，我的事你听说了吧。”陈秀兰没有像上次那样站着，而是自己拉了条凳子在张淼淼对面坐下来。她的脸比上次圆润了一些，辫子上扎了一根新头绳，是大红色的，衬得她的气色格外好。

“听说了，恭喜你。”张淼淼放下笔，把账本合上，认真地说了后半句，“他怎么样？”

“挺好的，”陈秀兰的嘴角翘起来，又压下去，又翘起来，“不爱说话，跟你们家那个差不多。不过他会写字，写钢笔字特别好看。你的事我也听说了，村里现在没人说你们闲话了。”她顿了顿，声音轻了几分，但语气是恳切的，“你们什么时候办事？”

“办什么事？”

“结婚啊。”

张淼淼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堵得差点接不上话。她张了张嘴，又闭上，然后低下头把桌上的账本重新翻开，像是突然发现了一行急需核对的数字。“这个事，不急。先帮队里把年过了再说。”她说完这句话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合上账本站起来，“走吧，我送你到村口。”

陈秀兰跟在她后面走出队部，路上又说了一些关于她对象的事。说他是隔壁公社的人，家里三代都是教书的，他爹以前是私塾先生。说他会写对联，今年村里过年的春联都让他包了。说她娘看了他一眼就说“这人老实，靠得住”。声音里有掩不住的欢喜。

张淼淼听着，时不时点头回应，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陈秀兰问她“什么时候结婚”，她当时没有回答。但这个问题像一颗被丢进湖里的石子，在她心里荡开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在这个年代，两个人公开关系之后，下一步自然就是结婚。所有人的期待都是这样——陈队长、刘婶、周大伯、陈秀兰，甚至连崔家媳妇都在等着喝喜酒。但她不是这个年代的人。她知道在这个年代结婚意味着什么——户口本、结婚证、大队证明。她和张起灵没有任何一个合法的身份。他们没有户口、没有档案、没有任何能证明他们在新中国存在过的纸面证据。更关键的是，她不能替他做选择。他迟早会找回自己的记忆——他的身份、他的家族、他的使命。如果他将来记起了自己是谁，他会怎么看待这段被失忆和孤独逼出来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