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陈队长又来了。
他站在农具房门口,手里拿着那个记工分的粗纸本子,表情比前几次都放松。大概是周大伯的话在村里传开了,又大概是两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住了两天既没偷东西也没惹麻烦,让他觉得可以暂时放下警惕。
“张同志,”他开口的时候甚至带了一点笑意,“你们要是打算多住几天,老住这儿也不是办法。这屋原来堆农具的,潮得很。”
张淼淼正在把洗好的红薯码在窗台上晾干,闻言抬起头。“我们确实没有地方可去,”她说,语气坦诚但不卑微,是那种陈述事实的坦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我可以干活。”
陈队长上下打量了她一眼。她的冲锋衣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但那张脸和那双手,一看就不是干农活出身的。他又看了看蹲在门口劈柴的小哑巴——他已经劈了一大堆,每一块都劈得大小均匀,码得整整齐齐,像是在用劈柴这件事练习某种被遗忘的秩序。
“他会干活,”陈队长朝小哑巴努了努下巴,语气里带着几分赞许,“你嘛……”
“我会写字,会算账,”张淼淼打断他,语气平静,“你们队里的工分登记、物资盘点、报表填写,我都能做。”
陈队长的眼睛亮了一下。在一个六十年代的农村生产队里,能写会算的人比能挑能扛的人稀缺得多。他翻了两页那个粗纸本子,似乎在想象这些歪歪扭扭的字迹被重新整理成规整表格的样子,然后合上本子,做出了决定。
“村东头有间空屋,原来住的一个五保户老太太去年过世了,屋子空到现在。不大,但比这儿强,有灶台有炕。”他顿了顿,看了看张淼淼,又看了看小哑巴,“你们两个什么关系?”
张淼淼面不改色:“他是我远房表哥,小时候发高烧烧坏了嗓子,不能说话。家里没人了,我带他出来找活路。”
这个谎言她说得极其顺溜,顺溜到连她自己都佩服自己。小哑巴劈柴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劈,没有抬头。
陈队长点了点头,没有追问。在这个年代,“家里没人了”是太常见的事,常见到不需要任何细节来佐证。
“行。屋给你们住。你每天到队部帮我整理账目,算半个工。你表哥跟男劳力一起下地,算一个整工。吃的从队里领,按工分算。”
“成交。”张淼淼说。
陈队长愣了一下。他大概没听过“成交”这个词用在这种场合,但他听懂了意思。他把钥匙递给她,又嘱咐了几句注意事项,临走前回头看了一眼小哑巴劈的那堆柴,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走了。
“可惜了,不会说话。干活是一把好手。”
张淼淼把钥匙掂了掂。钥匙是铁的,沉甸甸的,带着锈迹,上面拴着一截红绳,已经褪色得看不出原本的鲜艳。她转过头去看他,发现他已经停下劈柴的动作,正用袖子擦额头上的汗。阳光把他的皮肤晒出了一层极浅的蜜色,比前两天那个苍白的样子健康了不少。
“远房表哥,”她把钥匙举起来晃了晃,钥匙在空中划出一道小小的弧线,“你以后就是我表哥了。高兴吗?”
他看着她手里的钥匙,嘴唇弯了一下。
她现在已经能分辨他那些细微的表情变化了——嘴角上扬一毫米是“好”,两毫米是“很好”,眼睛也跟着弯一点是“你话真多但我爱听”。这一次大概是一点五毫米。
新家比农具房好得多,但也好得有限。
屋子不大,里外两间,外间是灶房,里间是卧房。墙面被烟熏得发黄,但结构是好的,不漏风不漏雨。灶台上架着一口铁锅,锅底有一个小小的砂眼,烧水的时候会渗出一滴一滴的水珠,在火焰里发出滋滋的声响。炕占了大半间屋子,炕席是旧的,但被前任主人洗得很干净,上面的篾片纹路已经磨得光滑发亮。最让张淼淼满意的是窗——不是农具房那种只有一个洞的窗,是两扇正经的木格窗,推开就能看见屋后的一片竹林。风一吹,竹叶沙沙地响,把阳光筛成细碎的金粉,洒在窗台上。
她把背包放在炕头,环顾四周,然后开始分配空间。“你睡炕那头,我睡炕这头。中间放这个——”她把两条从农具房带过来的长凳摆在炕中间,形成一道低矮的楚河汉界。
他看了看那两条长凳,没有表示反对。
村东头的老屋就这样成了他们的临时据点。张淼淼把背包里能用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急救包放在灶台上方的搁板上,防潮垫铺在炕席下面,指南针和地图挂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她那件已经脏得不成样子的冲锋衣被她洗了又洗,挂在门口的竹竿上,鲜艳的颜色在一九六〇年的村庄里像一个来自异世界的信号旗。村里的小孩三五成群地跑过来看,躲在竹篱笆后面,探出半个脑袋,眼睛亮晶晶地盯着那件衣服。张淼淼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们呼啦一下散开,跑出十几米又停下来,回头看她。她面无表情地收回视线,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融入这个村庄的生活比张淼淼预想的要容易。
也难。容易是因为她和小哑巴——在这个村子里人们叫他“哑巴哥”——很快找到了各自的位置。小哑巴天不亮就跟男劳力下地,翻土、挑粪、割稻、打谷,什么活都干,什么活都干得比旁人利索。他干活的时候从来不歇,也不和人搭话,别人歇气的时候聚在地头抽烟说闲话,他就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远处的山。但他干活的速度和质量让最苛刻的记工员都挑不出毛病。没几天,“新来的哑巴是全村最厉害的劳力”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生产队。
难的那部分属于她自己。队部的账目让她这个地质学研究生第一次感受到了“专业不对口”的无奈。陈队长给她的那几本册子——工分登记、物资盘点、化肥分配、牲畜饲料——每一本都是用圆珠笔和铅笔混着写的,字迹有大有小,有繁体有简体,有行书有草书。有些页面被水洇过,字迹晕成一片蓝色的雾;有些页面被虫蛀了,刚好蛀在最关键的那个数字上;还有一些页面被人撕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上写着“借玉米种子二十斤”,没有日期,没有经手人,只有一个画得歪歪扭扭的圈。她每天上午坐在队部那张三条腿的桌子前,把这些烂账一笔一笔记下来,在心里默念自己不是来考古的,是来当会计的。
队部是一间比普通农舍稍大一些的土房,墙上贴着毛主席像,旁边是一张手写的农事节气表,纸已经泛黄卷边。张淼淼每天坐在这里,听着外面的鸡叫和人声,把这些杂乱无章的数字整理成她能理解的表格。陈队长偶尔过来看一眼,每次都被她画出来的表格震住——工分按月汇总、物资按类别分类、借支和结余用红蓝两色标注——他说他当了这么多年队长,没见过这么清楚的账。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张淼淼学会了用土灶生火。第一次生火的时候她被烟呛得眼泪直流,蹲在灶口吹了半个小时的火,脸被熏得像一只花猫,火还没生起来。小哑巴从地里回来,站在门口看了她一眼——她蹲在地上,手里举着火钳,脸上横一道竖一道全是黑灰,冲锋衣的袖子上沾满了草屑和泥巴——二话没说走过来,把她从地上拉起来,自己蹲下去,三两下就把火生旺了。他用干松针做引火,上面架细枝,细枝上面再架粗柴,层次分明,空气流通,火焰从松针蔓延到粗柴的过程流畅得像一个设计好的实验。张淼淼在旁边看着,记住了每一个步骤,第二天自己试了一次,成功了。
她站在灶台前,看着铁锅里翻滚的红薯汤,汤面上浮着几颗她刚从屋后竹林边摘的野菜,绿油油的,在橙黄色的汤里格外好看。锅里冒出的白气带着甜丝丝的香味,把整间灶房都熏暖了。她把红薯汤盛进两个粗瓷碗里,一大一小,大的给他,小的给自己。他接过碗的时候手指碰到了她的手指,她低头吹了吹自己碗里的热气,装作没有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