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出来,他会崩溃。他会觉得是自己没有把儿子教好,是他做父亲的失败。他会一辈子活在内疚里。我不能这样对他。
我可以自己扛着,扛到死。
“没什么,爸。我再想想。”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老家的阳台上,坐了一整夜。
冬夜的星星很亮,亮得刺眼。
我看着那些星星,想着小虎。
他在哪里?他也在看这些星星吗?他会不会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在某个亮着灯的房间里,在某一幅画前停下来,想起曾经有一个人教他握铅笔,带他看美术馆,在月光下把半块月饼掰给他?
大年初二,我就回了周安市。母亲站在门口送我,眼眶红红的,但硬撑着没哭。她往我包里塞了一大袋吃的,有腊肉、香肠、年糕、卤鸡蛋,塞得包都鼓起来了。
“立诚,妈不逼你了。你自己好好的就行。”
她说了这句话,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肩膀抖了一下。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沈立诚,你不是人。
2000年,一切都不一样了。
千禧年,全世界都在庆祝。
电视上播着各地的跨年盛典,烟花在屏幕上炸开,一朵接一朵,红色的,金色的,绿色的,把整个夜空照得像白天。
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没有开灯,只有电视机一闪一闪的光照在墙上。我手里拿着那张“别找我”的纸条,把它贴在胸口。
“小虎,新的世纪了。”我在心里说,“你在哪里?”
那年春天,院里派我去广州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水稻育种研讨会。
广州是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城市,城市里有很多木棉花树。我到的第一天,办完报到手续,在酒店放下行李,就出门了。
这是我的习惯。
每到一个新城市,第一件事不是看景点,不是找吃的,而是找人。劳务市场,竹器店,美术馆,艺术学校,群众艺术馆。
我有一张打印的寻人启事,上面有小虎的照片和我的联系方式。我已经不记得我发出去多少张了,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
但这次不一样。
开会是在会议中心,但第一天的议程结束后,我提前离场,跑到了芳村,沿着芳村漫无目的地走。
芳村里有很多的画家,有很多的小画廊,也有小型的美术馆。我走到美术馆门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人进出。我停下来,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
这里规模不大,一层展厅,正在办一个芳村自由画家的联展。展厅里人不多,灯光柔和,画挂在白墙上,一幅一幅的。我没有抱任何期待,这些年我进过无数家美术馆,看过无数幅画,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跟小虎有关的痕迹。
但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有可能让我找到他的地方。
他还在画画吗?他还在画吗?还是说,他已经放下了画笔,回到了某一片田地里,像以前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慢慢地走过一幅一幅画。风景,静物,人像。画得都很好,但都不是他。
走到展厅尽头的时候,我停住了。
那是一幅不大的画,大约六十厘米宽、八十厘米高,装在深棕色的木框里。画的是一片梯田,层层叠叠的,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田里的稻子刚返青,绿油油的,像一层绿绒铺在山坡上。梯田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田埂,田埂上蹲着一个人,穿着白衬衫,戴着一副银框眼镜,手里拿着一个记录本,正在低头写着什么。
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那个人是我。
画家的笔触不算精细,甚至有些粗糙,水彩的渲染也不够均匀,有些地方颜料结成了小块。但我确定画里的人是我,那个角度,那个姿势,那件白衬衫,那副银框眼镜,那低着头写写画画的样子。那就是我,1994年在梧桐沟的田埂上,二十六年岁的我。
画的名字写在右下角的小铜牌上,只有两个字:《守望》。
我站在那幅画前面,浑身发抖。
我的手在抖,腿在抖,连牙齿都在打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