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说太多的话。
我们坐在堂屋的煤油灯下,面对着面,隔着一张小矮桌。
他给我泡了一杯茶,是用院子里那棵桂花树上摘的花晒干后泡的。茶水很香,带着一丝丝甜味。我端着那个搪瓷缸子,缸子的边沿有一个小小的缺口,是他十多年前摔掉在地上磕出来的。他没有换新的,就这么用了十多年。
“你怎么又回来了?”我问他。
他低下头,看着缸子里的茶。茶叶在热水里慢慢舒展开来,沉下去,浮起来,再沉下去。
“在外面待够了。”他说,“该回来了。”
“你去了哪些地方?”
“很多。湖南,广东,福建,广西。”他说得很平淡,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走到哪儿算哪儿。有活就干,没活就画。走累了,就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他沉默了很久。
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把他的影子晃了晃。
“你姐说,如果我不走,她会告诉你爸妈。”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窗外的虫鸣盖住,“她说你爸妈身体不好,不能受刺激。她说你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会把整个家都毁了。”
“所以你信了?”
“我不敢不信。”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疲惫,“立诚,我没有家。你不知道没有家是什么感觉。你有家,有爸妈,有姐姐。你有工作,有同事,有前程。这些东西我没有。但是我知道它们对你有多重要。我不能因为我,让你把这些都丢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嗓子里像堵了一块石头。
“我走了以后,”他继续说,“我告诉自己,你已经结婚了,有孩子了,过得很好。我每次想给你打电话,都跟自己说,不要打。他不需要你了。他有新的生活了。”
“可是你画了我9年。”我说。
他笑了。这一次是真的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很轻,像一个憋了很久的气泡终于浮出了水面。他的眼睛弯成了月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揉皱了的纸花。
那个笑容跟1994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二十多年的风霜。
“嗯,画了九年。”他说,“画完了,人就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了后半夜。
煤油灯烧完了最后一滴油,火苗跳了两下,灭了。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堂屋照得亮堂堂的。
我们没有再点灯,就那么坐在黑暗里,坐在月光中,听彼此的呼吸。
“小虎,”我说,“你还走吗?”
他沉默了很久。
月光落在他的脸上,他的表情看不太清楚,但我能看到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没有移开过。
“不走了。”
他说。“走不动了。也不想走了。”
我伸出手,越过那张小矮桌,握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还是那样粗糙,骨节突出,指腹上的老茧硬得像石头。
但他的手指慢慢地蜷起来,扣住了我的手。这一次,他没有发抖。他的手很稳,很暖和。
像是这9年的颠沛流离,都在这一刻落了地,生了根。
窗外,丝瓜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一朵新的花,明黄色的,在月光下安静地亮着,像一盏不用电也不会灭的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