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虎消失的那天,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二。
我记得这么清楚,没有原因,就是因为我找不到他了。
下午五点半,我照例下了班,骑车去城西找他。到了他的住处,敲了半天的门,没有人应。我以为他还在作坊没回来,又骑车去了黄老板那里。黄老板正在仓库里点货,看到我来,抬头说:“小虎今天没来上班啊,我还以为他跟你说了。”
“没来上班?他请假了吗?”
“没有。一大早就不见人,我打他住处的电话也没人接。”
我的心开始往下沉,那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像站在很高的地方忽然踩空了。
我又赶回他的住处,敲门的声音更大了。隔壁的小刘探出头来,说:“你找他?他好像走了。”
“走了?去哪了?”
“不知道。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看到他扛着一个大包下楼,我问他去哪,他说‘出去一趟’。别的没说。”
我站在那扇紧闭的门前,心跳快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跑到楼下,问了房东。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正坐在门口择菜,听我问起小虎,她抬起头说:“那个小伙子啊,今天一大早就来退房了。说要去外地,房租结清了,东西都搬走了。”
“他说去哪里了吗?”
“没说。我问他,他就笑笑。”
我骑着车跑遍了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
黄老板的作坊,我和他去过的那家小面馆,群众艺术馆,火车站汽车站。
能找的地方都找了,没有。
他的住处空了,房间里只剩下一张光秃秃的木板床和地上几团揉皱的报纸。
墙上的钉子还在,但他妈妈的照片不在了,那把镰刀也不在了,那本翻得起了毛边的素描教材也不在了。
他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没有信,没有纸条,没有口信。
就像一阵风,吹过来了,吹过去了,什么都没带走,也什么都没留下。
不,他留下了一样东西。
我在那间空房子的窗台上,看到了那盆绿萝。
是我从宿舍分出来给他的那盆,已经长得很茂盛了,藤蔓从花盆里垂下来,一直垂到地面。花盆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三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像是写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气。
“别找我。”
我把那张纸条攥在手心里,蹲在那间空房子的地上,浑身发抖。
他去哪里了?他为什么要走?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还回来吗?
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一整夜,没有答案。
第二天,我去派出所报了案。警察问了我一堆问题,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多大年纪,有没有精神疾病,有没有欠债,有没有跟人结仇。
我一一回答了。警察听完,说了一句让我绝望的话:“他是成年人,自己走的,不算失踪。你回去等等吧,也许过几天他就回来了。”
过几天。
我等了一个星期,没有消息。
等了一个月,没有消息。
等了半年,没有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