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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上那行字（第4页）

“还行。”林薇不打算多说。

王淑芬点了点头，没有继续问，夹着包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林薇一眼，目光里有打量，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林薇没有回头。她继续往前走，脑子里已经把王淑芬归类了——不是敌人，但也绝不是朋友。至少现在不是。

青溪镇的主街是一条石板路，两边是卖杂货、布匹、农具的店铺。这个时间点街上人不多，偶尔有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排出一股刺鼻的黑烟。

林薇找到了邮电所。一间不大的门面，门口立着一个绿色邮筒，玻璃门上贴着“电报、电话、汇款”几个红字。

她推门进去，里面只有一个人，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邮政制服，正埋头看报纸。

“同志，我想打个电话。”

男人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长途还是市话？”

“长途。”她要打去北京。晨曦的提示让她隐约记得，1982年有一件大事——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大事，她需要确认一个日期。

“长途要先登记。”男人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表格，“哪儿？”

“北京。”

“北京哪里？”

林薇愣了一下。她要说一个1982年存在的机构——教育部。1982年叫教育部，1985年才改成国家教育委员会，1998年又改回教育部。

“教育部。”她说。

男人填表的手顿了一下，抬头看了她一眼。一个乡下姑娘，穿打补丁的褂子，开口就要打给教育部？

但他没有多问，填了表，指了指墙角那部黑色转盘电话：“去那儿等着，我给你接。”

林薇走到电话前。1982年的长途电话不是想打就能打的，要先登记、等接线员接通、然后再叫你来打。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小时，也可能需要一整天。

她今天打不通没关系，先登记上，明天再来。

“同志，”她对那个男人说，“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教育部电话号码？”

男人又看了她一眼，这回目光里多了一些东西——大概是觉得这个姑娘不太正常。

“电话号码在黄页上，你自己找。”他指了指柜台上一本厚厚的黄页电话簿。

林薇翻开黄页，很快找到了教育部总机。她记下了号码，把黄页放回去。

“我先登记上，明天再来打。”

男人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下了她的名字和号码。

走出邮电所的时候，林薇心里已经大致有数了。1982年的种种限制比她想象的多，但大部分都可以想办法绕过去。关键是信息——她需要更多的信息，关于政策的、关于市场的、关于这个时代每一个细微的机会。

而这些信息，除了靠原主的记忆和她自己的知识储备，还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帮手。

她摸了摸太阳穴上那块胎记。

今天上午，那种“有什么东西在下面跳动”的感觉出现了三次。一次是她站在讲台上说“语文是让你活得更好的”时候，一次是她写“教育，是点亮一盏灯”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刚才——她在黄页上找到教育部号码的那一刻。

三次。每一次都像是有什么东西被触发了，但她不知道触发条件是什么。

“不管了。”她把手放下来，加快脚步朝书店走去。

下午的阳光把青溪镇那条石板路晒得发烫。林薇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路面上，像一个正在被这个时代慢慢接受的陌生符号。

她不知道的是，那个在她太阳穴胎记下沉睡的东西，正在以每分每秒的速度完成最后的激活准备。

“晨曦启动倒计时：48小时。”

一个不属于1982年的声音，在一段不属于任何人的频率上，精确地跳动着。

而她还要再走一段路，才会听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