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春天总是短暂得像一场梦。
海棠花开得最盛的那几日,沈予洲收到了江南来的急报。赵文谦果然没有让他失望——或者说,没有让他意外。那份写满了赵文谦这些年贪墨罪证的文书送到赵文谦案头的第二天,江南巡抚的密折就快马加鞭地送到了京城。
密折不是写给沈予洲的,是写给太后的。
方远把这份密折的内容复述给沈予洲的时候,声音都有些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
“相爷,赵文谦在密折里说,江南的赈灾之所以出了问题,是因为有人在暗中阻挠朝廷的政令,试图借此要挟地方官员,以扩充自己的势力。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这‘有人’指的是谁,太后心知肚明。”
沈予洲正在书案前批阅文书,闻言笔锋未停,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
方远急了:“相爷,这是指着您的鼻子骂啊!赵文谦不但没有按您说的吐出银子,反而倒打一耙,他这是铁了心要跟您对着干!”
沈予洲终于放下笔,抬起头来看了方远一眼。
“他不敢,”沈予洲说,声音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他写这封密折,不是因为他有胆子跟我对着干,而是因为太后在背后逼他。太后需要他来试探我的底线,他需要太后来保自己的命。他们之间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脆弱得不堪一击。”
方远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这就是沈予洲,永远看得比所有人都远,永远想得比所有人都深。别人还在为表面的波澜惊惶失措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水下的暗流,并且想好了应对之策。
“那我们现在……”
“按兵不动,”沈予洲说,“让赵文谦以为我不知道这封密折的事。江南那边的事照旧进行,粮食继续运,灾民继续救。等赵文谦把银子吐出来了,我们再算这笔账。”
方远迟疑道:“可是太后那边……”
沈予洲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窗外那株海棠的花已经开始谢了,花瓣落了满地,像铺了一层粉白的地毯。他负手而立,目光越过那株海棠,落在更远处的天际线上,那里有大片的云在翻涌,像是要下雨的样子。
“太后那边,”他慢慢地说,“自有我来应对。你只需要做好你分内的事。”
方远知道这是逐客令了,连忙行礼退下。
书房里安静下来,只剩下檐下风铃被风吹动的叮咚声。沈予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他的脑子里同时转着好几件事——江南的赈灾、太后的试探、天顺帝的猜忌,还有那个像苍蝇一样在他妻子身边转来转去的陈怀瑾。
这些事像一张网,把他紧紧地裹在里面,每一根线都牵动着另一根线,牵一发而动全身。
他不是不能破网而出,他完全可以。
但破网的代价太大了。
他需要找到一个最省力、最稳妥、最不伤及根本的方式,把这些麻烦一桩一件地解决掉,就像收拾一盘棋局,每一步都要算得精准无误。
“阿福。”他忽然开口。
阿福从门外探进半个身子:“爷,您叫我?”
“陈怀瑾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阿福精神一振,三步并作两步走进来,从袖中抽出一沓厚厚的纸,恭恭敬敬地递上:“爷,全在这儿了。周先生和方先生联手查的,上三代下三代,事无巨细,全都查了个底掉。”
沈予洲接过那沓纸,没有急着看,而是先问了一句:“他那个未婚妻的事,也查了?”
“查了,”阿福的表情变得有些微妙,“说起来……那姑娘的处境,着实不太好。”
沈予洲翻开纸页,目光一行一行地扫过去。
陈怀瑾,建安十一年榜眼,年二十二,祖籍湖广黄州府,世代务农,至其父陈明远始读书,中过秀才,后屡试不第,郁郁而终。陈怀瑾自幼聪颖,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一岁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二名,天子亲擢为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家世清白,履历干净,挑不出什么毛病。
但沈予洲要看的不是这个。
他继续往下翻,后面几页是关于陈怀瑾人际往来的记录。这一部分就有意思多了——陈怀瑾入京以来,先后拜访过礼部侍郎、工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十余人,大多是持帖拜见,礼节性的往来,并无深交。唯独有一人,他拜访了三次,而且是登门入室、促膝长谈的那种。
这个人,沈予洲很熟。
太后的侄子,武英殿大学士,周鹤亭。
沈予洲的手指在“周鹤亭”三个字上停了一瞬。
周鹤亭这个人,说好听点是圆滑世故,说难听点就是墙头草。他在朝中没有什么固定的立场,谁得势就靠谁,但有一个特点——他对太后的每一个指示都言听计从,从不打半点折扣。太后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太后让他对付沈予洲,他就算心里害怕,也会硬着头皮上。
陈怀瑾三次登门拜访周鹤亭,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陈怀瑾背后不是没有人的。或者说,有人正在试图把陈怀瑾拉进自己的阵营,而陈怀瑾本人也很乐意被拉拢。
沈予洲继续往下翻,后面是关于陈怀瑾行踪的记录。这一部分更加详细,详细到令人发指——陈怀瑾每天什么时辰起床,什么时辰出门,去了哪里,见了谁,说了什么话,吃了什么饭,甚至连他在茶楼里点了什么茶、在画舫上坐了哪个位置,都记得一清二楚。
沈予洲的目光落在其中一行上:“建安十七年三月初九,辰时三刻,陈怀瑾出翰林院,往城东清音茶楼,未带随从。巳时二刻,沈夫人至茶楼,入东厢雅间。午时初,陈怀瑾出西厢雅间,于走廊停留约半盏茶时,后返回。午时三刻,沈夫人离茶楼,陈怀瑾随后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