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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第1页）

七月来了，热得像蒸笼。太阳从早晒到晚，地面上的热气往上蒸腾，把远处的楼房都扭曲了，像在水里看东西。林峰的出租屋没有空调，只有一台老旧的电风扇，扇叶转起来呼呼响，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像有人在用吹风机对着他吹。他每天晚上洗完澡，躺在凉席上，电风扇对着他的脸吹，吹到凌晨两三点才能睡着。醒来的时候，凉席上全是汗印，像一个人形的印章。

他给母亲打电话，问她热不热。母亲说，县城更热，但她有空调，是姐姐买的，早就装上了。林峰说那就好。母亲说你那里没有空调吗？林峰说没有。母亲说那你装一个，别省那点钱。林峰说好，但一直没有装。他也不是故意不装，只是每次想装的时候，又觉得夏天快过去了，忍忍就过了。然后夏天又来了，他又忍了一个夏天。今年是第三个夏天了，他决定不忍了。周末去电器城买了一台空调，1。5匹的，冷暖两用。安装师傅来了，打孔，挂机，接管子，试机，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空调启动的时候，一阵凉风从出风口吹出来，他站在下面，让那股凉风吹在脸上，感觉自己像一棵在沙漠里站了很久的树，终于等到了第一场雨。

那天晚上，他睡得很好。空调开到了26度，盖着薄被，不冷不热，舒服得像躺在云上。他没有做梦。或者他做了，但醒来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只知道天亮的时候，他是被阳光照醒的，不是被热醒的。他躺了一会儿，看着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光，觉得生活里很多事都是这样——你忍了很久，以为忍忍就过去了，但其实不用忍。装一台空调就行了。

七月中旬，外甥放暑假了。姐姐把他送到林峰这里住了几天，说是“让舅舅继续体验当爸爸的感觉”。林峰请了两天假，又调了一个周末，凑了四天，带外甥去了一趟海边。不是特别远的海，是开车三个多小时能到的那种，一个不算太热门的海滨小城，沙滩不大，人不多，海水是灰蓝色的，不太干净，但外甥不在乎。他第一次看到海，兴奋得尖叫起来，甩掉鞋子就冲进了水里。水不深，刚到他的膝盖，他踩在水里，手舞足蹈地扑腾，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颗颗碎钻石。他笑得很大声，笑声在空旷的海滩上传得很远，像一个不会结束的音符。

林峰坐在沙滩上，看着他在水里扑腾。阳光很好，海风咸咸的，吹在脸上有点黏。他脱了鞋，把脚埋进沙子里。沙是温的，细的，软的，像被太阳晒暖了的棉被。他闭上眼睛，听着海浪的声音——退，进，退，进，有节奏的，像地球在呼吸。他不知道外甥以后还会不会记得这个夏天，会不会记得这片海，会不会记得那个坐在沙滩上看着他的舅舅。也许不会。也许他会忘记。但他会记得。他会记得这个夏天，这片海，这个小孩，在他的生命里留下的这个小小的、温暖的、明亮的印记。

外甥在海里玩了将近两个小时，直到嘴唇发紫、牙齿打颤才肯上来。林峰用毛巾把他裹住，擦干了头发，换上了干衣服。然后带他去吃海鲜，点了螃蟹、虾、贝类，还有一大碗海鲜面。外甥吃得很开心，满手都是油，脸上沾着酱汁。林峰用纸巾给他擦脸，他扭来扭去地说“不要不要不要”，但还是让林峰擦了。

晚上，他们住在海边的一家小旅馆里。房间不大，两张床，窗户对着海。外甥洗完澡，穿着林峰的T恤当睡衣，趴在窗台上看海。天黑之后的海是深蓝色的，几乎发黑，只有远处有一道细细的、银白色的线，是月光照在浪花上的反光。外甥看了很久，然后回过头来，问林峰：“舅舅，海有多深？”林峰想了想，说：“很深。有些地方比最高的山还要高。”外甥又问：“那海里有没有怪物？”林峰愣了一下，然后说：“有。但那些怪物不会伤害你。它们在海里，你在岸上。你不上岸，它就找不到你。”外甥点了点头，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爬回床上，盖好被子，不到两分钟就睡着了。

林峰坐在另一张床上，看着外甥的睡脸。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小小的鼻梁上，落在他张着的嘴唇上，落在他微微颤抖的睫毛上。他忽然想到了那口井。如果那口井还在，如果门兽还在，如果诅咒还在，这个小孩会不会在某一天也被那口井盯上？会不会在某个深夜，在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听到那口井的召唤？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那口井已经死了。门兽已经死了。诅咒已经终结了。这个小孩可以安全地长大，不需要知道任何关于那口井的事。这就是他选择说“不”的全部意义。

他在海边待了四天。每天都是同样的节奏——上午去海边，下午在房间里午睡，傍晚去镇上吃海鲜，晚上在阳台上看星星。外甥学会了用沙子堆城堡，学会了抓螃蟹，学会了在退潮的时候捡贝壳。他把捡到的贝壳装在口袋里，口袋鼓鼓囊囊的，走路的时候哗啦哗啦响。他捡的最多的是那种小小的、白色的、扇形的贝壳，每一片都只有指甲盖大小。他说要带回去送给姥姥、妈妈、幼儿园的好朋友。林峰没有告诉他那些贝壳其实很普通，哪里都有。他让他捡，让他装，让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

回程的路上，外甥在后座睡着了。林峰开着车，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夕阳在他们身后，把整条公路染成了橘红色。车窗外的田野在夕阳中泛着金色的光，一片连着一片，像一幅巨大的油画。他开得很慢，不急，不赶。后座传来外甥均匀的呼吸声，轻轻的，像一只小猫在打呼噜。他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外甥歪着头靠在安全座椅上，嘴巴张着，流了一点点口水，脸上还带着一点阳光晒过的红晕。他在心里对外甥说了一句：“你会没事的。”他知道外甥听不见，但他知道如果有一天外甥遇到了什么事，不管他知不知道那口井的故事，他都会没事的。因为有人在井底说过一个“不”字，用那个“不”字替他挡住了所有的风雨。

外甥在暑假的第二个月，学会了骑自行车。姐姐在小区里教他，扶着他的车后座跑了无数圈，腰都快直不起来了。林峰周末回去的时候，外甥已经能独立骑了，歪歪扭扭的，像一只刚学会走路的小鸭子。他骑到林峰面前，急刹车，差点从车上翻下来，但他稳住了，双脚踩在地上，仰着头，一脸得意。“舅舅，你看！我会骑车了！”林峰说：“看到了，很厉害。”外甥说：“我带你！”林峰说：“怎么带？”外甥拍了拍后座——那辆自行车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后座，是专门给小孩坐的。林峰看着那个小小的后座，犹豫了一下。他怕把后座压坏。但外甥一脸期待地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像两颗被水洗过的黑曜石。他坐了上去。后座比他想的小得多，他几乎是用脚尖在勉强撑着地面，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只笨拙的大鸟蹲在一个小巢里。

外甥蹬动了踏板。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向前移动，比走路还慢，左右摇摆得像一条喝醉了的蛇。林峰用脚尖点着地，随时准备撑住，但外甥稳住了。他蹬了一圈、两圈、三圈，骑出了将近十米，然后停下来，回头看着林峰，说：“舅舅，我带你骑了！”林峰说：“是的，你带我骑了。”外甥笑了，笑得露出了那两颗还没长齐的门牙，笑得眼角弯成了两道月牙。

林峰从后座上下来，站在路边，看着外甥继续在小区里骑来骑去。他的车技还是不熟练，但他在练，一遍一遍地骑，摔倒了就爬起来，扶起车，继续骑。阳光落在他的背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地面上，小小的，长长的，像一个在努力长大的符号。他想起爷爷教他骑自行车的事。不是他学的，是他姐姐学的。他那时候太小了，坐在旁边看着爷爷扶着姐姐的车后座，一圈一圈地跑。爷爷跑得满头大汗，喘着粗气，但一直没有松手。他问爷爷：“为什么你还不松手？”爷爷说：“因为她还没准备好。”他问：“你怎么知道她准备好了？”爷爷说：“她会告诉我的。等她准备好的时候，她会回头看我一眼。她那一眼就是在说‘我可以了’。”后来姐姐真的回头看了爷爷一眼，爷爷松了手，姐姐骑着车走了，没有再回头。爷爷站在路边，看着她的背影，笑了。那个笑容他到现在还记得。不是那种灿烂的、开怀的笑，是一种安静的、满足的、像做完了一件事之后的笑。

他站在路边，看着外甥骑了十几圈，直到外甥累了，把车往草地上一扔，跑过来拉他的手。“舅舅，我好渴。”林峰带他去买了水，他咕咚咕咚喝了半瓶，打了个嗝，说：“舅舅，你小时候会骑车吗？”林峰说：“会。”外甥问：“谁教你的？”林峰想了想。“你姥爷教的。”外甥说：“那姥爷也会骑车？”林峰说：“会。他骑得比你好多了。”外甥不服气，说：“那我现在练，等我练好了，比他好。”林峰笑了一下，说：“好，你练。”

他没有告诉外甥，爷爷在教姐姐骑车的那一年，已经看不见了。他的眼睛是闭着的，他看不见车后座的位置，看不见姐姐的背影，看不见那一眼“我可以了”。他只是靠着感觉，靠着信任，靠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扶着那辆自行车跑了一圈又一圈。他不知道姐姐什么时候回头看了他，但他松手了。他松手的时候，姐姐骑着车走了，没有回头。他站在路边，听着车轮滚动的声音，知道她骑稳了。

那天晚上，林峰回到家，打开衣柜，看到了那件军绿色的外套。他把它拿出来，挂在阳台的衣架上，让夜风吹一吹。外套的布料已经洗得很薄了，有些地方起了毛球，袖口磨破了，露出白色的衬布。他站在阳台上，看着那件外套在夜风中轻轻摇摆，像一个在跳舞的老人。他伸出手，摸了摸袖口的破洞。破洞的边缘是毛茸茸的，像一朵小小的、白色的花。他没有修补它。他让它在那里，让那个破洞继续存在。因为那个破洞是爷爷留下的痕迹，是时间的证据，是活过的证明。

他回到屋里，关了灯，躺到床上。空调在运转，发出低沉的嗡嗡声。窗外的城市噪音在深夜变得模糊而遥远。他闭上眼睛，感觉到睡意像一条温暖的河流，慢慢地漫上来。他没有抵抗，让那条河把他带走。

他梦到了那件外套。在梦里，那件外套不是挂着的，是穿着的，穿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背对着他，站在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阳光很好，风很轻，那个人站在一棵树下，手插在口袋里，看着远方。他走过去，走到那个人旁边。那个人转过头来，是爷爷。年轻的爷爷，眼睛是睁开的，完整的，健康的，看得见一切的。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不是军绿色的外套。林峰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他穿着那件军绿色的外套。

“衣服合身吗？”爷爷问。

“有点短。”林峰说。

爷爷笑了一下，说：“那是我年轻时候的衣服。你穿着当然短。”

“那你的白衬衫呢？”

爷爷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白衬衫，又看了看林峰身上的军绿色外套。“那件白衬衫，我穿了一辈子。从年轻穿到老。后来老了，穿不动了，就收起来了。你想穿的话，去找找。在东厢房的木箱子里。和那件军绿色外套放在一起。”

“我在木箱子里没看到白衬衫。”

“那你再去找找。它在那里。”林峰想再问什么，但爷爷已经转过身了，朝远处走去。他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了一团白，和阳光混在一起，分不清了。林峰站在那棵树下，穿着那件军绿色外套，看着爷爷消失的方向。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外套，袖口是磨破的，露出白色的衬布。那白色的衬布，和他梦里的白衬衫，是同一个颜色。

他醒了。天还没亮。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一点点灰蓝色的光，像某种深海生物发出的荧光。他躺在床上，想着那个梦。白衬衫。东厢房。木箱子。他第二天请了半天假，开车回了老宅。天很热，太阳很晒，他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村口。村子里很安静，没有人，连狗都没有叫。老宅的院门还是那么歪，门上的铁环还是那么锈。他推开门，走了进去。院子里的草比上次更高了，绿得发暗，像一层厚地毯铺在地上。他没有去正厅，直接去了东厢房。

东厢房的木板床还是塌着的，墙上那张胖娃娃抱鲤鱼的年画已经掉了一半，歪歪地挂在墙上，风一吹就哗哗地响。他蹲下来，把那个木箱子拉出来。箱盖还是没锁，他用指甲撬开，里面是空的。他上次已经把衣服都拿走了。但他没有拿完。箱子的底部有一层衬布，是深蓝色的，和箱子的内壁贴在一起。他伸手摸了摸那层衬布，觉得它不像是箱子底，倒像是盖着什么。他用指甲抠了抠衬布的边缘，把它掀了起来。衬布下面，是一叠东西。不是衣服，是纸。纸张已经发黄了，边缘有些碎裂，像一片片枯叶。他小心地把它拿起来，打开。

是一封信。不是写给任何人的信，是一篇没有收件人、没有落款的文字。字迹是圆珠笔写的，蓝色墨水，褪色了，但还能辨认。是爷爷的字。

“我叫林守正。我是林家的第三代。我有三个朋友，陈、王、李。我们四个一起，打开了那口井。我们不知道那口井是什么，我们只是好奇。那口井里有什么？为什么长辈们从来不让我们靠近？为什么每到半夜，井底会传出奇怪的声音？我们太年轻了，年轻到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我们错了。我们怕了。那口井里有东西，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它不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任何一种我知道的东西。它像一种会呼吸的黑暗，像一个有意识的缺口。它选了我。它把我标记为‘第三个’。我不知道第三个是什么，但我知道被标记是什么感觉——像有一个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一直盯着你，二十四小时，一年四季，从不停歇。你走路的时候它在看，你吃饭的时候它在看，你睡觉的时候它在看。你闭上眼睛，它还在看。我想逃，但我逃不掉。我的三个朋友也逃不掉。我们都被标记了，只是方式不同。陈被标记为‘见证者’，王被标记为‘承载者’，李被标记为‘遗忘者’。而老五——我叫他老五，因为他排在第五个，在我们四个人之后才出现的——他什么都不是。他不属于任何标记。他不该出现在那口井附近。但他出现了。他走进去，然后没有出来。没有人记得他。除了我。我忘不掉他。他是第一个真正消失的人。其他人都还在，以某种方式活着。但他消失了，像被擦掉的铅笔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知道过，但我忘了。我故意忘了。因为如果我不忘，我也会消失。那口井会找到我，把我也擦掉。所以我忘了。我忘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从哪里来。我只记得他是第五个。在那棵老槐树下，在1978年秋天的那个下午，他站在最右边，手插在口袋里，看着镜头后面的什么东西。他的影子落在地上的时候，比别人的淡一些。我当时以为是光线的缘故。现在我知道了，那是他正在消失的迹象。他站了那么久，拍了那张照片，然后走进井里，再也没有出来。没有人记得他。没有人在乎他。除了我。我忘了他叫什么，但我记得他存在过。我记得他的影子比别人的淡一些。我记得他是第五个。我记得他站在最右边。这就是我能做的全部。记住他存在过。哪怕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哪怕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位置，哪怕只是一个比别人的淡一些的影子。他存在过。我知道。这就够了。”

信写到这里就断了。没有下一段，没有落款，没有日期。只有这些字，写在发黄的纸上，藏在木箱子的衬布下面，等了不知道多少年，等到了林峰。林峰把信折好，放进口袋。他站在东厢房里，站在那片漏进来的阳光里，站了很久。他知道了第五个人的名字。不是名字，是一个位置——最右边，手插在口袋里，影子比别人的淡一些。他不知道他叫什么，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但他知道了他存在过。爷爷记得他。现在他也记得他。

他走出东厢房，穿过院子，走出院门。他没有回头。他坐进车里，发动引擎，驶上了回城的路。窗外的阳光很好，天很蓝，云很白。他握着方向盘，手指轻轻地敲着。他没有开收音机，让车里的空间保持安静。只有引擎的低沉嗡鸣和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他想起了那封信里的最后一句话——“他存在过。我知道。这就够了。”这就够了。不是所有的秘密都需要被解开。不是所有的名字都需要被记住。不是所有的影子都需要被照亮。他存在过。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