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讲完一段关于璃月建港初期商业法规的历史,书房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只有桌上一盏油灯豆大的光芒,将我们俩的影子长长地投在身后的书架上。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让我回去休息,而是沉默地为我续上了一杯已经有些凉了的茶。
茶水是琥珀色的,映着灯火,像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瞳。
“周中,”他突然开口,打破了满室的寂静,“胡堂主,明年开春便要满十六岁了。”我端起茶杯,将那微苦的茶水一饮而尽,喉咙里传来一阵干涩的暖意。
我“嗯”了一声,表示在听。
十六岁,一个数字而已,我不明白他特意提起这个做什么。
他看着我,那双石珀般的眼睛里,似乎有某种比夜色更沉重的东西在缓缓流淌。
“我曾为此卜过一卦。”他用一种讲述既定事实的陈述语气说道,不带任何情绪起伏,“卦象显示,你若在她十六岁生辰之后,仍以‘债务人’的身份留在往生堂,你与她,你与往生堂,乃至与更广阔的某些事物之间的纠葛,其结果将会非常糟糕。”
糟糕?
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分量格外不同,像一块被投入深潭的巨石,但我的心湖却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泛起。
码头上,张三的腿被滚落的货箱砸断,两天后就发了高烧,死了,这算糟糕。
李四赌钱输光了老婆本,夜里跳了海,这算糟糕。
钟离先生口中的糟糕,又是指什么?
是一场生意谈崩了,还是下一批棺材的木料会涨价?
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的世界很简单,干活,还钱。
至于那笔债什么时候能还清,是否能在她十六岁之前还清,都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需要做的,只是日复一日地完成被交到手上的任务而已。
至于未来,那太遥远了,比无妄坡的秘境还要虚无缥缈,不值得我花费力气去思考。
“所以,”钟离先生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在那之前,清偿你的债务,离开这里,去开创你自己的生计。这对你,对堂主,都好。”
我抬起头,迎上他那双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睛。
我没有在他脸上看到任何劝诫或担忧,只有一片如同岩石般的平静。
他只是在告诉我一个他所预见的结果,就像告诉我明天可能会下雨一样。
我放下茶杯,杯底与木质小几碰撞,发出一声轻响。
“明白了。”我说。
然后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因久坐而有些僵硬的脖颈和肩膀。
我看向他,用最直接的方式结束了这个话题:“钟离先生,明天一早要送殡的那口花梨木棺材,是抬去北郊的墓地,还是南郊的?”
我转身离开书房,身后传来一声轻微却沉重的叹息。
我没有回头,但眼角的余光能瞥见钟离先生的身影,他依旧端坐在灯火下,像一尊不会被时间侵蚀的岩像。
他在叹什么气?
茶不好喝,还是嫌我太笨,教不会?
无所谓。
明天还要早起。
我的世界里,没有多余的空间去揣测别人的心思。
我只是踏着夜色,回到了我那间只有硬板床和潮湿气味的偏房。
十五岁的身体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精力多得没处使。
躺在床上,肌肉还在微微跳动,渴望着白日里那种被重物压榨到极限的疲惫感。
我闭上眼,脑子里却不是钟离先生那些关于契约和法条的枯燥文字,而是南码头那些赤着上身的力工,他们汗津津的脸上,那种粗俗而直接的笑容。
他们会在卸货的间隙,用最露骨的言语谈论女人,谈论她们的腰、她们的腿,以及那些更隐秘的、能让男人忘掉一天疲惫的柔软之处。
我曾以为我懂了,那不过是像吃饭喝水一样的、一种身体的需求,一种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