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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最难得亲情（第11页）

“小弟（我丈夫的弟弟）已骑车到姑妈家去商量了，这种乡下人都是姑妈引来的，和我们搭什么界？理应住她家去。”

“看来也只有这么办了。”我瞅一眼弟媳妇的肚子，若不为了那未来的宝宝，无论如何是没有理由把上门的乡下客推出门的。更何况我结婚十年没有生育，弟媳妇过门一年就怀孕了，倘若我提出要收留那两位带着肝炎病毒的乡下客，小弟和弟媳妇会不会怀疑我另有什么“险恶”的目的？处理灿嫂之间的关系，真像踩在细钢丝上走路，得步步小心为妙。

“你千万别给爸爸打电话呀。，”弟媳妇又叮嘱了我一句。

看看，就是提防我给公公通消息！公公的脾气我们都清楚，他对从自己老家出来的客人特别优待，不管是亲非亲、远亲近亲、穷亲富亲，他都要盛情款待，尽力帮助的。公公离开家乡已经快五十年了，依旧十分眷恋他的海边的小渔村。

我当然不会去给公公打电话通风报信的，省得有拍马屁的嫌疑。

已是吃午饭的时候，我跟小保姆商量，添几个菜，让乡下客吃得好些。弟媳妇说，吃饭是最容易传染病菌的了，还不如给他们几块钱，让他们上街到饭馆里去吃。我实在不好意思去对乡下人说这种话。弟媳妇去了，给他们二十元钱，说：“来上海，去逛逛街，走出去不远就有饭馆的，余下钱给小孩买点什么吧。”

“不用不用。”弟媳妇替他们打开了门。

为了未出世的小宝宝，我觉得什么都是可以原谅的了。

不一会，小弟回来了。

“商量得怎么样？”

“姑妈不在家，她倒是满会享福，跑到杭州赶灵隐寺庙会去了，真正岂有此理！”小弟气呼呼地说，“就是她硬把阿蕉拖到北京替小屿带儿子，阿蕉儿子得肝炎，人家男人当然要跑到上海寻麻烦的！”

前两一个月，姑妈在北京工作的小儿子小屿替姑妈添了一个小孙子，姑妈非常欢喜。要找保姆，到处都找不到合适的。如今农村里活路多，钱好赚，媳妇姑娘出来做工的少了，要不就工钱要得很高。于是姑妈就到老家跑了一趟，带了个阿蕉出来，据说有点沾亲带故。说是带她逛北京城，住在小屿家，还包吃饭，顺便抱抱孩子。这样一来，工钱就不提了，只消塞几块零用钱。

“我们不管，她人不在，正好，把阿蕉的男人孩子送到她屋里去住。”弟媳妇说。

“房门锁死了，总不见得去撬锁！”小弟说。

“找小垠嘛，他总归有他母亲的房门钥匙。”小垠是姑妈的大儿子。

“小垠出差了，我碰见凤娟（小垠的老婆）。凤娟说，姑妈出门跟他们招呼都不打，更不会把房门钥匙交出来的。”

姑妈偏爱小屿，不喜欢小垠，更不喜欢凤娟，小夫妻与她关系不和谐，这我们都清楚。

“那要凤娟解决问题呀，她总归是姑妈的媳妇嘛！”

“小垠他们三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的亭子里，我怎么开得了口？”

“那怎么办？你就不顾……”弟媳妇眼圈一红，手摸了摸肚子。

“你别哭。你别哭么！”小弟烦躁地在客厅里转圈子，转了不知几圈，突然停下了，说：

“有了！”

“怎么？”

“买些补品，给他们一点钱，买两张船票，今晚就送他们回乡下。”

“这？行吗？”这个“行”，是指良心上能否行得通。

“只有这个办法了，公社也有医院的，再说肝炎就是要养嘛。多花点钱，买一个无病无灾。”

“今晚的船票，到哪儿去弄？”

“马上给妈妈打电话，她认识航运局的局长。”

“妈妈？她会同意吗？”

“她要不同意，我就问她，你要不要一个健健康康的孙子？”小弟在我们家年纪最轻，主意最大。

婆婆的耳朵皮最软，在她看来，丈夫和儿子的话都是接近真理的。

果然，婆婆晚上下班回家，把轮船票带回来了，还买了大包小包的吃的。由小弟出面，跟阿蕉的男人横竖解释了一大通，又送东西又塞钱，然后，赶在父亲回家前，把他们送走了。

公公晚上回来得很晚，第二天早上才知道这件事。

公公没作声，一边是他未来的孙子，一边是他惟一的亲姐姐，这个天平很难失去平衡，祛码捏在他手中，他却不知往哪边搁。

听我丈夫说，小弟之所以敢当着公公的面如此肆无忌惮地数落姑妈，那是有一段历史根源的。

我公公是三代独子，他没有兄弟，只有一个亲姐姐，他们姐弟之情是非常笃诚的。公公的父亲死得早，公公十一岁就被送到镇上药店里当学徒。他曾想当个好郎中，给乡亲们治病，养活母亲和姐姐。后来，他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队，成了一名革命战士。母亲死后，他就把亲姐姐接到苏北根据地来了。全国解放后，他们姐弟先后调到了上海，虽然各自都有家庭，然而依旧像小时候一样地亲密。姐姐是弟弟家中最频繁的常客和最受欢迎的贵客，其实就如同一家人，姐姐参与弟弟家的一切内务和外交，弟弟家的任何事，姐姐都可以长辈的身份发表意见，甚至有一部分指挥权，这种特权并不是随便哪个亲戚可以得到的。这种鱼水和谐的关系一直持续了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