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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V 字 手势横扫了世界 欧洲绽放出抵抗的第一朵火花（第2页）

在蒙托里会议之后，贝当的人气在法国逐渐下降，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尽管仍然是少数）表示完全反对他和他的政府，这其中包括了米切尔·圣-丹尼斯。在法国投降九个月后，他终于决定对贝当采取行动。他在1941年3月19日告诉他的听众，“今天晚上，我必须和你们谈谈可怜的元帅……他让自己受到围绕着他的一群寄生虫的影响，他采取对敌人有利的立场。”他告诉他们，现在是对维希政府和德国人进行抗争的时候了。

圣-丹尼斯并不是第一个鼓励被占领欧洲国家的民众放弃他们的被动态度的BBC播音员。两个月前，BBC面向比利时节目的组织者维克托·德·拉弗莱（VictordeLaveleye）曾敦促他的同胞们，通过在全国各地的建筑墙壁上潦草地写上“V”字母来表现他们对德国统治的抵制。在来伦敦之前曾担任过比利时司法部长的德·拉弗莱告诉听众，这个字母将成为团结的象征，让他们分裂的国家重新聚合（比利时的北方人说佛兰芒语，那是荷兰语的一个变种，他们与荷兰有着密切的文化和宗教关系；而南方的比利时人则讲法语，与法国密切相关）。正如德·拉弗莱所说，“V”是法语“胜利”（victoire）和佛兰芒语“自由”（vrijheid）的第一个字母，更不用说英语“胜利”（victory）了。

比利时人响应了德·拉弗莱的倡议，用粉笔在墙壁、大门、路面以及电报和电话杆上画上了数不清的“V”字。而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也这样做了，许多法国人收听了BBC对比利时的广播之后知道了“V”字运动。虽然德·拉弗莱的倡议是针对比利时的，但是几天之内也在法国蔓延开了。在这两个国家里，粉笔的销售额成倍地飞涨。一封来自诺曼底的给BBC的信中写道：“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画上了‘V’字。”一位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阿根廷记者报道说：“‘V’字像雪崩一样，甚至在车上或路上也到处都是。”一位马赛市民说，他的城市被“V”字淹没了，那儿“没有一处空出的地方”。

在伦敦，“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为“V”字母专门制作了一个特别节目，其中包括一首流行歌曲，呼吁节目的听众使用业已成为字母表中最出名的那个字母。

我们不能

陷于

绝望！

我们不能

停止

抵抗！

别忘了

V字母

写下来

高声歌唱！

到1941年初时，BBC的整个欧洲电台都投入了“V”字运动，他们也得到了广泛的呼应。不久之后，有人意识到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起始的前四个音符“dit－dit－dit－dah”听上去就像摩尔斯电码中代表“V”字的滴滴滴答。在水壶盖上敲击这四个音符就成了欧洲电台广播开始的呼号，而这也像野火一样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被占领的欧洲。人们轻哼或用口哨吹出这四个音符；在餐厅用餐的人们会在他们的酒杯或咖啡杯上用勺子敲打出这四个音符；火车司机会按这四个音符拉响他们的汽笛；学校的老师会用“V”的节奏拍手招呼他们的学生排好队。当一架英国轰炸机使用其着陆灯在巴黎上空打出字母“V”时，机组成员们看到从城市中汽车前灯和公寓窗口照射过来的“V”字。

正如历史学家汤姆·希克曼（TomHi）所指，“V”字运动正是“欧洲第一次表现出来的抵抗姿态”，这帮助欧洲人摆脱了无奈的感觉，并一起向“在他们的街上散步，挤满了他们的餐厅，并抢劫了他们家园”的德国人显示出他们的藐视。维克托·德·拉弗莱指出：一名反复看到“V”标志的德国士兵将不会再怀疑他正被一群等待着他显现出第一个弱点的公民所包围着，他们正等着他的第一次失败。

事实证明，欧洲人并不是唯一疯狂追逐“V”字的人。在中立的美国，珠宝商出售“V”形胸针和耳环；伊丽莎白·雅顿则用“V”字符做成象征胜利的口红商标；194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Willkie）发起了一个“V”领带别针的运动。但最著名的“V”字象征出自温斯顿·丘吉尔，他高举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做成象征“V”字的手势，指向上方，这成了他一生的标志性姿态。在1941年夏天，BBC向欧洲大陆播出的演讲中，丘吉尔称“V标志”是“被占领国家的人民不可征服的意志和纳粹暴政终将灭亡的象征。只要欧洲人民继续拒绝与入侵者有任何合作，那么可以肯定，入侵者将会灭亡，而欧洲将会得到解放”。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也不得不承认这个“V”字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指出：“英国广播电台正在对欧洲大陆发起一场文化入侵，而‘V’字符就是入侵的标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为了抵消这一运动的影响，戈培尔和德国人开始宣传由他们定义的字母“V”。在挪威、荷兰和其他被占领国家，德国人控制的电台用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第一小节来开始他们的节目。在阿姆斯特丹，一面印有“V”字的30英尺的旗帜，挂在威廉明娜女王宫殿外面，以表示德国在欧洲的各条战线上赢得了胜利。巨大的“V”字彩带装饰了奥斯陆的主要酒店，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也装上了一个巨大的“V”字。在布拉格，主要的交通要道之一被更名为胜利大道，并在路面上画上了巨大的“V”字。在波兰，“V”字被印在德国人印刷的报纸的头版上。

BBC的诺埃尔·纽瑟姆每周会以一个匿名的英国“街上人”的方式向欧洲进行三次广播，他大肆嘲笑了德国人试图将“V”字搞成他们自己标志的努力。纽瑟姆告诉他的听众，“也许很快，德国人将被迫假装字母RAF（皇家空军）代表的是德国空军，而那个（代表戴高乐自由法国运动的）洛林十字架是纳粹十字的一种新版本。”

到了1941年初，民众觉醒的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功于BBC的努力，大部分被占领的欧洲国家终于从失败中清醒过来。当戴高乐在BBC的广播中呼吁法国人在1941年1月1日的某个指定时间待在家中作为抗议德国占领的标志后，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就这样做了。虽然这有些被动，但这是法国第一次有组织的抗议德国的示威。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安德烈·菲利普在战时曾说：“（法国）地下运动是由BBC帮助建立起来的。我们需要外界的帮助，BBC就给了我们帮助。”

与此同时，挪威的教师、神职人员、演员和剧院的导演们也针对德国的控制举行了大规模抗议行动。在荷兰，几千名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举行了罢课，抗议纳粹对荷兰犹太人的迫害。荷兰历史学家路易斯·德·容（Louisde

Jong）指出，当德国人在1941年初开始抓捕犹太人时，“阿姆斯特丹和其他附近城市的几乎整个劳工阶层”都举行了罢工。虽然为期两天的罢工行动被德国警察强行镇压下去了，但德·容认为“这是荷兰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反叛的罢工”。

由于“V”运动的成功和其他一些迹象表明新生的抵抗运动正在壮大，诺埃尔·纽瑟姆和他的助手道格拉斯·里奇（DouglasRitchie）希望能更进一步利用BBC点燃向德国人开战的烈火。早在1940年7月，纽瑟姆告诉欧洲电台的工作人员，他们应该鼓励他们的听众“渴望来一场反纳粹的革命而不是恐惧”——这场运动最终将掀起“人民对一个在道德和精神上业已破产，其物质上的强大正在消失的暴政的起义”。

纽瑟姆是在BBC总裁弗雷德里克·奥吉尔维的带领下召唤欧洲被占领国家的民众采取更激烈的行动的。弗雷德里克·奥吉尔维是约翰·赖斯的继任者，一个月前，他要求BBC采用“每一个爱国者都是破坏者”这句话作为它的一个口号。奥吉尔维认为，一群不积极阻挠敌人的民众实际上就是共同事业的叛徒。

英国情报官员迅速地扼杀了纽瑟姆和奥吉尔维不切实际的念头，强调在希特勒成功地进行了令人震惊的大轰炸之后几个星期内就号召欧洲人起来反抗他是十分荒唐的。当第三帝国在整个欧洲大陆上横行霸道，而几乎没有人看好英国还能活下去时，怎么能期待欧洲人会奋起反抗呢？

英国人在一年之后仍然没有倒下，纽瑟姆和奥吉尔维觉得重新激活由BBC催生一场欧洲大陆革命的时候到了。像纽瑟姆一样，里奇每周向被占领的欧洲国家的英语听众广播一次。他在广播中告诉他的听众，他们是“隐蔽的战士……几百万人的你们是一支伟大的不出声响的军队，等待着、观察着，‘V’字就是你们的符号”。在给BBC高层的备忘录中，他提出了更加直接的诉求：“如果英国政府批准的话，BBC将在欧洲的每一个城市里制造骚乱和破坏。”根据里奇的意见，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委员会，“协调英国对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的广播，以鼓励并发展反抗德国人的行动”。

英国广播公司和政府中的其他人对他们认为的欧洲电台的多管闲事表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在他们看来，纽瑟姆和里奇正在侵犯特别行动处的职能。那是新设置的一个政府机构，专门负责促进在被纳粹德国占领欧洲的抵抗活动。此外，在不久的将来会爆发大规模的欧洲反抗斗争的想法仍然是不现实的。而德国人已经开始打击由“V”字运动引发的温和的反抗。在法国小城穆兰市，德国当局下达了禁令，对在墙上或其他物体表面涂抹“V”字或其他反德国文字的城镇居民将施以“严厉的惩罚”。1941年4月29日，巴黎的德国广播电台在向法国人的广播中播放了这样一条冷酷的警告，如果倾向于继续进行这样的运动，“你们这群傻瓜可以再次拿起你们的粉笔，以血红色的字母写下整个单词——‘受害者’”。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收到了从法国维希小镇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许多人在谈论反抗……但我们能做什么？尽管我们还有粉笔，但我们没有武器。”

这样的沟通使英国广播公司中的许多人更加焦虑，“错误地引导人们在不适合的时机开枪反抗”会给人们带来危险的事实。正如一位工作人员所说：“我们不是那些如果出了问题，就会被追究责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