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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我的上帝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在战时伦敦感受到的兴奋（第2页）

在他每天行走于卡尔顿花园至自由法国运动总部的路上，高大的法国人会受到许多认识他的伦敦人的热烈欢迎。戴高乐记得，“每一处的英国人对我们展示的慷慨与善意真的是无法想象的。无数的人来提供服务，提供他们的时间和金钱……当伦敦的报纸报道说维希政府判处了我的死刑并没收了我的财产时，许多珠宝被放在了卡尔顿花园，数十名不知姓名的寡妇送来了她们的黄金结婚戒指”，以帮助他的“运动”。

没有任何事件能比伦敦在1940年7月14日纪念“巴士底日”时更清晰地展示了戴高乐对英国人之间的亲和力，那是在戴高乐首次抵达英国首都后不到一个月。在那个暖洋洋的下午，他和他刚招募到的为数不多的自由法国的部队——排列成两列的水手、飞行员和士兵，长度不到城市的一个街区，自豪地从白厅行进到纪念碑。那座石碑是为纪念那些在英国战争中死去的人而设立的。

埃里克·塞瓦雷德站在旁观者队伍里，旁观者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游行的队伍。塞瓦雷德写道：“我曾经当过一百多次军事操演的观众，他们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展示的只是一个有组织的、例行公事的、没有脸部表情的身体。”然而这一次，“我看到了每一张脸”，特别是戴高乐的那张脸。“他在队伍中挺直地走着，从不张开他那紧闭的嘴唇，几乎直视着每一双瞪大的眼睛。他有一个将军视察一支伟大的军队时的气场”。

塞瓦雷德和其他的旁观者中的许多人加入了法国人的行列，**地高唱起“马赛曲”，这场人数不多的游行的效果是英雄主义而不是让人耻笑。塞瓦雷德曾就此说过：“你有冲动脱去你的帽子，以立正的姿势挺直地站着。每个在场的法国人都坚守继续战斗的信念。这支人数不多的队伍给人一种力量的感觉，那是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示威活动中感受到的，即便那些示威活动的人数是他们的数百倍。”

当英国人在整体上对流亡者表示欢迎时，他们最为热情欢迎的是军队里的年轻欧洲人，特别是那些军服上带有皇家空军标志的人。在伦敦和其他城市，公交车的售票员拒绝接受他们的车资，服务员不让他们为就餐付钱，而酒吧的顾客也买下了所有他们能够喝下去的啤酒。

英国的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都强调了流亡飞行员们对不列颠之战的胜利以及后来的英国空战的贡献。毫不奇怪，波兰飞行员，特别是303中队的飞

行员吸引了最多的关注。《纽约时报》在1941年6月宣称：“在皇家空军中飞行的波兰人正在成为这场战争的传奇英雄。他们不仅被赞赏，还被崇拜了。”昆汀·雷诺兹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美国杂志《科利尔》上写道：“波兰的飞行员现在成了英国真正的酷男。”

在英国上层社会的鸡尾酒会或正式晚餐上，能否有一两个波兰人出席成了档次高低的攀比标准。1941年2月，知名的社会名媛琼·史密斯-宾汉姆（JeanSmith-Bingham）“收纳了”303战斗机中队，并在多切斯特酒店举办了一场色彩缤纷的舞蹈晚宴。英国社交杂志《尚流》（TheTatler）不吝笔墨，用了两个版面详尽地描述了那场晚宴，它称这是“伦敦近几个月来所能看到的最兴高采烈和最生动有趣的场面之一”。史密斯-宾汉姆的社交活动开启了一个趋势：不到几天，伦敦上层社会的其他女士都赶紧收纳自己的波兰飞行员中队了。

塔德乌什·安德烈斯（TadeuszAndersz）是最近组建的波兰人315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某天晚上在伦敦参加聚会时，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问他的中队是否已经有了一名“母亲”。原来她是电影演员弗吉尼亚·彻里尔，她主演过许多角色，在《城市之光》中与查理·卓别林演过对手戏。彻里尔曾与卡里·格兰特（t）结婚，现在是九世泽西伯爵的妻子。当安德烈斯告诉她中队依然是一个孤儿时，泽西女士问道她是否有幸能收纳他们的中队。

在获得批准之后，她为飞行员们组织了一场又一场派对，有时在她伦敦的连体公寓里，有时在她的乡村庄园中（安德烈斯回忆说：她总是很注意，“不邀请比自己更漂亮的女孩”）。她参加了中队的圣诞节聚餐，给在德国战俘营中被俘的波兰飞行员邮寄包裹，并把她的旧丝袜送给飞行员，让他们包裹在膝盖周围，在执行高空飞行任务时保持膝盖暖和。有一次记者在乡间别墅里采访她时，他们听到了飞机在空中掠过时发出的吼声。望着窗外，他们看到一架喷火式战斗机在屋子上空很低的地方盘旋。泽西女士自豪地宣称：“那是我的波兰人之一，我是他们的母亲。”

英格兰各地的英国上层社会都纷纷效仿，向波兰人展示了他们的善意。一位303中队的飞行员在不列颠之战期间被击落，跳伞降落到了一个不对外的高尔夫球场，在第八洞球区附近着陆。正在那个球区打球的人坚持要把那个还有点眩晕的飞行员送到会所一起喝杯酒。还有一个跳伞的飞行员降落到了伦敦郊区一个私人网球俱乐部旁边的矮树丛里。三名在等人打双打比赛的俱乐部成员看着他降落，他们帮助他脱离了树丛，然后不再等他们预期中的第四个人，而是问那个飞行员是否会打网球。当年轻的飞行员说他会打后，他就穿着借来的白色法兰绒球衣和球拍上场了。

为热情奔放的欢迎所感动，一位兴高采烈的波兰飞行员对伦敦作了这样的评价：“我的上帝，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其他的外国飞行员也一样感到非常高兴！在整个战争期间，来自附近空军基地的欧洲飞行员和从较远地区的驻扎地托布鲁克和的黎波里回英国休假的士兵都涌入英国首都，寻找放松、友情、欢快和浪漫。

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在从荷兰首都逃离之后就一直在为战争而忙碌。先是充当荷兰情报机构的情报员，后来成了皇家空军的飞行员，最后成为威廉明娜女王的军事助理。他回忆说：“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未来也不确定，但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哪怕只是喝一杯啤酒。我们在一起喝酒，把我们的女朋友带到同一个夜总会——斯维大使馆俱乐部400号。挪威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全在那儿——每个人都挤在那些很小的舞池里”，成双成对紧紧地拥抱着，随着《伯明翰广场上的夜莺之歌》《你让我那样心烦意乱》《我将会来见你》等伤感的流行歌曲而尽情摇摆。香烟的烟雾卷曲盘旋升到了夜总会的天花板上，浪漫和性感也弥漫在空气之中，传统的道德观念被抛到了一边。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Bowen）曾写道：在战时的伦敦，“空气中散发着勇敢的气味……一种与结婚无关的倾向。整个国家都在传说伦敦的每个人都坠入了爱河”。

在所有的欧洲人中，自由法国的战士和波兰飞行员在赢得英国女性的陪伴和情感方面最为成功。她们被他们的冲动、大胆和洋溢的生命热情所吸引。温斯顿·丘吉尔的小女儿玛丽和小说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Mitford）就是米特福德所说的众多受到“自由的青蛙”所吸引的人。在那场战争中，著名的米特福德姐妹中最年长的南希，曾与三名法国人交往，并深深地爱上了他们中的一个——机智、世俗、不可救药地追逐女性的戴高乐的参谋长加斯顿·帕莱夫斯基（GastonPalewski）。他们之间那种疾风暴雨般的关系，一会儿好、一会儿闹，一直持续到米特福德1973年去世前。

然而，因为吻手礼仪并喜欢送花，波兰人在女士们中赢得了最有勇气的美誉。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JohnColville）曾经问过一位女性朋友，一位伯爵的女儿，作为一名波兰空军军官的志愿者司机有何感受？她回答说：“嗯，我整个白天都得说‘是，先生！’而整个晚上都得说‘不，先生！’”一名英国女子学校的校长曾上了报纸的头条，她告诫毕业班的学生如何在外面的世界中避免落入生活的陷阱时是这样结束她的演讲的：“请记住，远离杜松子酒和波兰飞行员。”

这种警告被大众忽视了。事实上，许多年轻妇女成了波兰人的追求者或被追求者。不仅英国人是这样，为《科利尔》杂志作战争报道的欧内斯特·海明威（ErHemingway）的美丽漂亮的美国妻子玛莎·盖尔霍恩（MarthaGellhorn）在为她举办的一次伦敦鸡尾酒会上，也忽视了其余所有的客人而“全力关注几名波兰飞行员”。

在当时的日记和信件以及后来的回忆中，一些波兰人带着几分惊愕描述了他们战时的浪漫。一位波兰飞行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就女人而言，我们只是无法从她们那儿脱身。”当303中队的一位飞行高手在他80多岁时回忆起那些日子，他笑着说道：“我认为，应该为英国妇女立一些纪念碑，一些大纪念碑。她们对我们非常之好！”

尽管波兰人与英国女性和整个英国公众交往的经验令人愉悦，但这也随之带来了一些损害公众情绪的副作用。波兰人（以及许多英国人）困扰地发现：当他们的国家处于战争之中，当他们的天空和城市经常充满了烈火和死亡时，英国上流社会的行为似乎像什么也没有改变一样。像其他的欧洲流亡者一样，波兰人目睹了自己国家惨遭破坏，并且认识到他们被迫离弃的家人和朋友现在正生活在德国（对波兰人来说，同时也是在苏联）的占领之下。然而眼下在英国，上流社会被他们所吸引，他们在电影和新闻里展现魅力——他们非常享受这一切，但在享受的同时又时常感到内疚。

在许多波兰人中，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尽管大多数人非常亲切友善，但英国人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例如，在对波兰飞行员的战斗进行报道时，英国新闻界的惯用手法在波兰人看来是不准确的，并对他们和波兰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固定观念。在许多故事中，波兰人被描绘成独具魅力的外国人，说话方式有趣，并是野蛮的浪漫主义者，活着只是为了杀死德国人。（有一张报纸的标题设法概括了两方面的陈词滥调：轰炸第三帝国刺激了波兰人——我们今晚出去，是吗？）

波兰作家阿尔卡迪·费德勒（ArkadyFiedler）1943年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关于303中队的书。他认为英国对303中队提供的宝贵服务的最好谢礼是“更好地了解波兰人。诚实地、个性化地了解他们；反复、深入地了解他们，抛开偏见和先入为主，了解真实的波兰人。”

其他正在努力融入英国社会的欧洲流亡者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但是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和保守并受约束的英国人之间的障碍太大了，以致难以跨越。奥地利小说家希尔德·施皮尔（HildeSpiel）后来在一篇关于她在伦敦的战时经历的文章中写道：“由于英国一直把自己描述为‘欧洲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欧洲之中’，所以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是在英国，但我们不是‘英国’。”

急于“拥抱英国的一切”，斯皮尔和她的德国丈夫、作家兼记者彼得·德·门德尔松（PeterdeMendelssohn）不断地被微妙地提醒他们并不完全属于英国。当他们访问门德尔松的英国出版商和他的妻子时，以斯皮尔的话来说，他们被教以“英国生活的基本规则”，但那又似乎与主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背道而驰的：“不要大惊小怪，不要问个人问题，不要触摸茶壶（这是为女主人预留的）。”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低调，并紧紧咬住自己的上唇”。

在大轰炸的**期间，斯皮尔和她的小女儿从伦敦撤离，在牛津的一个家庭里避难时，她接受了同样的体验。当某一个星期天午餐时，一位邻居告诉她：主人12岁的儿子喜爱的狗刚被一辆车撞死了。当男孩泪流满面时，他的父母瞪着他，母亲命令他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在那时，斯皮尔忍不住自己的眼泪，跑着离开了桌子。她写道：“我为狗而哭泣，我为孩子被压抑的感情而哭泣，我为对奥地利的思念而哭泣——在这个国家里，当一个人悲伤的时候可以无拘无束地哭泣。”她记得：当她离开房间时，“没有一个人看着我，也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

对于斯皮尔和成千上万战时流亡英国的欧洲人来说，这种痛苦和对失去的国家及失去的生命的思念，是他们心中无法去除的痛。无论英国人多么好客，无论英国人的善意是多么真切，也无法慰藉他们心中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