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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我们必须生死与共 欧洲人逃往英国（第2页）

在20世纪30年代统治波兰的专制军政府垮台之后，西科尔斯基于1939年9月29日被任命为波兰政府首脑。许多军政府的成员在逃离家园后被拘押在罗马尼亚。西科尔斯基一上任，就立即依托他在法国的基地，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使用伪造的护照和签证，将逃出的波兰军队从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召回继续战斗。一名波兰飞行员曾说：“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赶到（在法国的）唯一仅剩的战线去。”

波兰约有8。5万人组成的军队参加了在法国的战斗，其中约有10％是空军飞行员。7。65万人的波兰地面部队是一个混合体，其中包括大学教授、煤矿工人、诗人、牧师和大学生。1940年6月13日，一个波兰装甲旅在法国工业城镇蒙巴尔附近击退了德军的进攻并发动了反击，造成了德国部队的重大伤亡。在东面更远的贝尔福附近，波兰第二步兵师面对比自己强三倍的炮击，将德国人阻挡在海湾地段整整六天。韦根将军曾说过，如果他能多有几个波兰师，他可能就阻止了德国人的进攻浪潮。

当法国宣布与德国停战时，波兰飞行员和士兵所感受到的是几乎与自己国家战败一样的悲伤。但是，没有时间让他们去为近两个世纪以来为波兰提供了政治流亡的法国伤感。6月18日，西科尔斯基飞往伦敦与丘吉尔举行了紧急会议。他问丘吉尔，英国是否愿意帮助拯救波兰军队，从而让他们继续战斗。丘吉尔的回应是迅速并明确的：“告诉你们在法国的军队，我们是他们同生共死的战友。我们将生死与共。”那天晚些时候，他命令英国海军“尽力帮助撤离波兰军队和人员”。西科尔斯基同时也命令在法国的所有波兰军队立即前往南方的港口。他告诉他们，英国和波兰的船只已经在接应他们的路上了。

当时，总共有大约20000名波兰士兵和8000名波兰飞行员去了英国。另有数以百计的水手，连同三艘驱逐舰、两艘潜艇和其他一些小型船只在战争爆发时就去了英国。事实上，波兰海军早已投入了与德国人的战斗，在挪威的战斗中与皇家海军并肩作战。

约有5000名捷克武装人员加入了波兰人的行列，其中约有1000人是飞行员。在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的几周内，成千上万的士兵和飞行员设法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其中大部分人去了波兰。虽然有些人仍然与波兰人一起战斗，但其他人都转移到了法国。当1939年9月正式宣布开战时，法国人将他们分配到了驻扎在北非的法国外籍军团。之后，他们被整合进法国武装力量，参加了在法国的战斗。他们在所有的战斗中，包括在英军撤退期间、在对敦刻尔克周边地区的防御战中都表现出色。

在法国投降之后，捷克人像波兰人一样，接到命令去南方乘坐英国船只撤离。当一名捷克军官正准备离开驻军的营地时，指挥他的法国长官禁止他离开，并宣布：“战争已经结束了。”捷克人回答说：“上校，战争是结束了。但对我们而言，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法国人明显被感动了，签了通行证，让他走了。

就其他被占领国家而言，每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只有两三千人。然而，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其他资源很快将成为英国生存斗争的关键因素。例如，哈康国王只带来了1400名士兵，1000名水手和3名飞行员（这个数字在未来几个月会迅速增长）。但他和挪威还有一个德国和英国都非常羡慕的资产，那就是世界上第四大并且最现代化的商船队。快速高效的1300多艘挪威海上商船，其中的大部分是在过去十年中建造的，总吨位超过了440万吨，由约30000名船员操控着。

当德国在1940年4月入侵挪威时，大多数挪威船只都在海上，德国人和挪威人展开了一场疯狂的竞争来控制他们。德国人控制的挪威广播电台命令那些船舶前往挪威或其他被德国占领的港口，而挪威政府则通过英国广播公司指示他们去英国、法国或盟国的领土或殖民地。几乎每个挪威船长都服从了来自伦敦的指示。4月下旬，挪威政府从拥有这些船舶的公司手中征用了总计超过1200艘船只，并将其租借给了英国，因为英国商船队几乎都被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生存取决于这些船只和它们运往岛国的石油、食品和其他货物。

由于掌握了挪威的船只和船员，英国才得以维持关键的大西洋生命线，并最终赢得大西洋之战。在1941年初，一名英国官员曾宣称，挪威商船队对英国来说，比“100万军队更有价值”。挪威海军与波兰、荷兰的海军一起，帮助操控保护英国海运船队的驱逐舰队。

荷兰政府贡献了自己约有六百艘船只的庞大的商船队，以及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些丰富的矿产资源。与此同时，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比利时人，也贡献了来自刚果的非常有价值的原材料，包括橡胶、铁和铀（在战争过程中，比利时流亡政府向美国运送了1375吨铀，这个数量推动了曼哈顿计划的实现——作者注）。

然而在战时初期，比利时人给英国人带来了两个大问题：他们的国王留在了德国占领区；而他们政府的两位高层领导人虽然在比利时投降时逃到了法国，但现在拒绝来英国。

当法国崩溃时，比利时首相于贝尔·皮埃洛和外交部部长保罗－亨利·斯帕克（Paul-HenriSpaak）也陷入了崩溃。在不到一个月前还指责利奥波德失败主义的皮埃洛在法国宣布停战后宣称：“法国已经停战了。我们也将和它一起放弃战斗。”英国官员多次向皮埃洛和斯帕克提议帮助他们离开法国，但这两个精神崩溃的比利时人反复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他们与法国人的结盟是如此彻底，当法国崩溃时他们就完全失去了精神支柱。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英国完全是一个外国。他们从未访问过英国，也从未说过英语。

英国人被吓坏了。在法国投降后立即去了伦敦的皮埃洛和斯帕克的几位内阁同事也被吓坏了。比利时驻英国大使向皮埃洛和斯帕克转达了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勋爵的警告：“如果现在放弃，你们将会失去一切。但如果你们继续奋斗，你们的未来就有保障。”

两位比利时领导人没有理睬哈利法克斯的警告，并很快就陷入了窘境。他们命令在法国的比利时士兵和飞行员不要去英国。当许多人违背这项命令去了英国之后，他们就以叛逃罪被缺席审判。在错误地指责他们的国王通敌之后，皮埃洛和斯帕克又向利奥波德发送信息，要求他这样去做——把他们两个带回比利时，以便组建一个政府与德国进行和平谈判。他们向柏林送出了同样的信息。

纳粹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吁，拒绝与纳粹官员接触的国王也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大多数比利时人都与他们的国王站在一起。比利时红十字会的一名官员告诉皮埃洛和斯帕克，“你们一定不能有幻想，整个比利时都站在国王后面。人们鄙视你们……他们认为你们的行为极其丑恶。”在战争期间成为比利时抵抗领导人的比利时政治家保罗·斯特列耶（PaulStruye）后来回忆说：“几乎整个国家都跟随着国王。这种自发、一致和热忱的表现是我们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页。”

在被纳粹和贝当的法国以及他们自己国王和国家所鄙视后，皮埃洛和斯帕克终于意识到除了英国他们无处可去。1940年10月24日，两名羞愧的比利时官员手中拿着帽子，离开法国去了英国。他们很快就被正式承认为比利时流亡政府的领导人。

尽管对皮埃洛和斯帕克的行为极为蔑视，务实的英国人还是愿意不计前嫌，以换取能立即利用比利时的黄金储备和刚果资源的机会。到了1940年秋天，从美国购买的重型武器已经耗尽了英国大部分的美元和黄金储备，这使得比利时的黄金对防御更为重要。为了确保武器会不断地运来英国，比利时人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大部分黄金储备都借给了英国财政部。

皮埃洛和斯帕克被迫宣布他们将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为战争做出的努力，并保持对利奥波德国王的忠诚。事实上，两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以前对利奥波德的指责不符合事实，但是他们从未收回指责或为指责道歉。从那时起，他们只是表现得好像他们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的国王一样。正如斯帕克的传记作家所指出的，两个人“都陷得太深了，以至于无法公开地承认他们的错误”。

在1940年春夏之际，在伦敦避难的七个国家中，有六个国家向英国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人员、金钱、船只、自然资源和情报信息，而第七个国家——法国的代表，却只是孤身一人。

49岁的夏尔·戴高乐不是一位国王、一位总统，甚至不是一位政府高官。他是法国军队最年轻的准将，他在6月17日戏剧性地飞离法国的八天前，才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一位旁观者曾说过，这位羞涩、不笑、孤傲且官职不高的人，“没有任何社会恶习和长处”。许多人发现他很难相处。他的家人开玩笑说，他的冰川般的态度是他幼年时曾掉入冰库的结果。

温斯顿·丘吉尔的医生莫伦（Moran）勋爵后来把高大、笨拙的戴高乐形容为“难以置信的怪物，就像一只傲慢的长颈鹿，探出他的鼻孔嗅闻着他目光之下的死亡”。保罗·雷诺是戴高乐的朋友和盟友，在他担任总理职务时办成的最后几件事之一，就是给了戴高乐在国防部的任命。他说戴高乐有着“一头顽固的猪的特性”。

然而，尽管他有那么多个人缺陷，但他是唯一一位愿意放弃自己的家园，跨过英吉利海峡，为继续抗击希特勒而战的法国官员。丘吉尔于6月11日在奥尔良附近的一个城堡举行的与法国领导人最后一次疾风暴雨式的会议上，首次见到戴高乐。这个没有表情的准将给丘吉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与他恐慌的上司相比，戴高乐坚持认为不应该选择向德国人投降。

像丘吉尔一样，戴高乐终生是一个反叛者。也像英国首相一样，他从小就定下了一个人生目标。他在15岁时的日记中把自己描绘成为一名军队的首领，带领着拯救法国的十字军——这是他一生保持拿破仑式的使命感的原因。一份关于他早期军事生涯的报告曾指出，他“极具才华，非常有天赋，品质高尚。但不幸的是他过度自信，对别人的严厉评判以及他以流亡国王自居的态度，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形象”。

在1930年，这位自傲的军官就对法国高级指挥官的军事战略发起了挑战，警告不要依赖像马其诺防线那样的防御工事，而是建立一支与空军紧密合作并得到其支援的快速机械化部队。他那个有先见之明的计划，与德国人在波兰、挪威、法国和低地国家中所实施的闪电战的蓝图极为相似。

军队领导人没有理睬他关于抛弃强调防御的策略，并改革法国过时的军事机器的建议，戴高乐在193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公开了他的不同观点。但除了在军队中增加了对他的敌意之外，这对法国的军队建设毫无影响。

德国对法国的入侵引发了戴高乐的又一次抨击。这一次他公开抨击了总参谋部指挥战争的错误，并把矛头指向了数十名军职和文职的高层领导人。戴高乐的传记作家让·拉库蒂尔（JeanLacouture）写道：把戴高乐的抨击说成是“一个没有纪律的行为”就太轻了，那简直就是一场“叛乱”。戴高乐的上司们准备对他采取行动，但他得到了保罗·雷诺的支持，雷诺同意他的观点。雷诺在6月6日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副部长时告诉他：“你出现在我身边是我们有决心去继续战斗的一个迹象。”

然而，雷诺的决心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十天之后，他让位于帮助策划了法国失败的防御策略的贝当，而贝当又是一个激烈批评戴高乐的人。在雷诺辞职的当晚，戴高乐在法国政府位于波尔多的临时总部里拦下了丘吉尔驻法国政府的代表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戴高乐告诉斯皮尔斯，贝当和韦根计划在第二天逮捕他。他请求英国人帮助他逃到伦敦去，他可以在那里“鼓动法国继续抵抗的民意”。

在得到丘吉尔的批准之后，斯皮尔斯将逃跑的计划付诸实施。6月17日上午，戴高乐和他的助手陪同斯皮尔斯到了波尔多城外的一个小机场，看上去好像是为他送行一样。两个法国人看着斯皮尔斯登上了一架四座的皇家空军飞机。然后，当飞行员发动引擎，开始在跑道上慢慢滑行时，斯皮尔斯突然把戴高乐和他的助手拉上了飞机。“砰”的一声拉上机门后，英国将军注意到法国飞行员和站在附近的地勤人员“惊讶的面孔”。

几个小时以后，斯皮尔斯和戴高乐抵达了唐宁街十号。这是一个可爱的晚春时节，丘吉尔坐在花园里享受着阳光。他微笑着站起来迎接他的客人，戴高乐身高6。7英尺，比丘吉尔高了将近1英尺。

然而，尽管首相的欢迎非常热烈，却无法掩饰这样一个现实，就像“帕格”·伊斯梅将军所指出的，戴高乐正“处于一个可怕的困境”之中。与其他被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政府不同，他和他那还在婴儿期的抵抗运动并未被英国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府承认为法国的正式国家机构。因为雷诺已经合法地移交了权力，而目前位于维希温泉镇的贝当政权毫无疑问是法国的合法政府。从“技术”层面讲，这使得戴高乐成了一名“叛乱分子”。事实上，在他逃跑几周后，维希的军事法庭就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

不足为奇的是，许多英国的重要官员都不愿意和这位新来的人交往。尽管他们很难接受维希政府的作为，但那不仅是合法的政府，而且还掌握着巨大的资源：一支大型的海军舰队和大片的法国殖民地。这一切一定不能让德国得手。在英国政府的一些官员看来，应该抚慰维希政府，甚至可能的话，诱使贝当和他的人回到盟军方面来。

白厅对戴高乐个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居高临下并且不太友好。亚历山大·贾德干曾经将这位法国将军称为“失败者”和“戴高乐那个家伙”。在与戴高乐第一次会晤之后，贾德干告诉他的同事说：“除了他有一个像菠萝那样的头和像女人那样的屁股之外，我讲不出他还有什么。”

然而丘吉尔却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戴高乐。他非常钦佩法国人拒绝接受失败，在不可估量的困难面前继续战斗的铁一般的决心——这是与首相本人所共有的品质。同时他也在戴高乐身上看到了他想在法国看到的东西。当安东尼·伊登告诉丘吉尔，法国投降的耻辱是如此之大，它可能永远无法恢复时，丘吉尔强烈地表示反对。他说法国将毫无疑问地再次奋起。但在眼下，他和英国将不得不把戴高乐定义为一个孤独的不败法国的标志。

在法国投降后的几天里，英国当局曾希望至少有一两名法国政治人物，如雷诺、前内政部长乔治·曼德尔（GeesMandel）、众议长爱德华·赫里欧（édouardHerriot）或少数几个反对投降的人中的任何一位来伦敦，加入戴高乐的行列，但是没有一个人过来。丘吉尔最终停止了官方拖延确立戴高乐地位的做法。6月27日晚上，他把戴高乐将军召到了唐宁街，并告诉他：“你就一个人！那好吧，我就承认你一个人！”第二天，英国政府正式承认：“戴高乐将军是所有自由法国人的领导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都可以为支持盟军事业而奋斗。”这一声明尽管有所限制，但从此为戴高乐与英国政府的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凯尔索迪（Fran?oisKersaudy）指出：那是温斯顿·丘吉尔异想天开的创造，出自“对一个孤独的人的信任和一个被称为自由法国的抽象概念”。

随着丘吉尔的承认，戴高乐开始了他“极其荒谬的”事业来收回法国。在开始的时候，他的伦敦总部只是泰晤士河畔破旧的写字楼——圣史蒂芬之家里的几间小房间。从这个配有一张桌子，四把椅子，一部电话和一张大法国地图的临时办公室里，戴高乐和他的助手开始了他们长期且艰苦的为建设一支军队而做的努力。

戴高乐并没有对最初响应他召唤的那几个法国人掩饰这个理想化的运动将会如何的艰辛：“我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军队。我不知道我的家人在哪里。我们必须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