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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一场完整而彻底的摧毁 比利时和法国崩溃了（第2页）

他为军事联盟所做的大部分呼吁都是建立在对法国军队优势的信任之上的。他称法国军队为“欧洲最好的军队”。他的信任在5月16日下午他抵达位于凯奥赛的法国外交部，看到那些与他会面的官员“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绝对的沮丧”时动摇了。外面的花园里烟雾弥漫，政府工作人员正将成堆的官方文件扔进火焰之中。

法国的军方领导人为丘吉尔小结了前四天里所发生的灾难：德国人在默兹实施了突破，坦克和步兵的突击正以“闻所未闻”的速度向法国北部的亚眠和阿拉斯挺进。当丘吉尔询问后备军反击的计划时，甘末林将军耸了耸肩，摇着他的头。他回答说：“没有这样的计划。”丘吉尔无言以对。没有后备军，没有反击，这怎么可能呢？丘吉尔后来写道，甘末林的简洁回应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惊诧之一”。

英国首相的震惊和困扰，也没能改变德国猛攻的速度和规模。这与法国、英国的官员和战场上的军队所作出的迷茫反应没有什么不同。多年以后，艾伦·布鲁克将军会不屑一顾地写道：“虽然有很多法国人准备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死，但他们的领导人完全没有作好准备去组织他们抵抗闪电战。”布鲁克没有提到他和他的英国指挥官同胞们在这方面与法国的军队负有同样的责任，这是布鲁克在法国的下属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LawMontgomery）将军反复提出的观点。在战斗中指挥英军一个师的蒙哥马利在他的战场日记中对英国远征部队指挥官约翰·戈特（JohnGort）将军表达了极大愤慨。蒙哥马利后来写道：“对1940年战争爆发后我们在战场上的失利，我们只能责怪自己。”

接受过静态防御战训练的盟军根本不知道如何来应对闪电战的攻击。用一位美军观察员的话来说，“这个非人的怪兽已经夷平了一半的欧洲”。法国和英国军队的协调与沟通几乎立即陷于瘫痪。在几天之内，绝大多数电话线和补给线都被切断了，盟军指挥系统基本上停止了运作。盟军指挥官们必须亲自去到现场，才能联络得上。

虽然法国和英国的部队在没有接到情报或命令的情况下仍在战斗，但他们的坦克和飞机的燃料和弹药都耗尽了。一位皇家空军飞行员称这种情况是“一场完全彻底的混乱”。一名英国陆军军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就像是一场荒谬的噩梦。”丘吉尔回到伦敦后告诉他的一位秘书：“在所有的战争历史上，我从未见过这么糟糕的管理。”

随着盟军的损失迅速加大，法国和英国军队开始撤退。保罗·雷诺和法国的最高指挥官恳求丘吉尔，除了已经在法国的十个英国战斗机中队之外，再向那里派遣十个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以对付那些正在摧毁盟军部队的德国空军轰炸机。丘吉尔最终同意了这一要求，但这引起了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官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向国外派遣更多的战斗机中队将对英国自身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丘吉尔就任首相才六天，就面对着一个令人揪心的选择：是向法国提供尽可能多的物资援助，以增强其士气和抵抗能力？还是不提供援助，将那些物资用于英国自己的防务？以法国人的眼光来看，英国人将所有资源投入法国并没有任何损失，因为如果法国垮台了，英国很快也会垮台。易怒的丘吉尔并不接受这样的看法。一旦派出十个战斗机中队之后，不管雷诺会发出多少次求救的呼吁，法国再也不会得到更多的援助了。而且，法国人所不知道的是，丘吉尔在5月16日访法结束后回来的当天，就下令制定撤离英国远征军的计划。

戈特将军也在考虑撤离。他越来越怀疑法国人反抗的意志和反击的意愿，害怕自己被包围因而遭到歼灭。到了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英国军队开始向敦刻尔克海滩撤退。在德国军队的追击和俯冲轰炸机的狂轰滥炸之下，他们在通向港口的多尘的道路上逃离。丘吉尔再次呼吁法国人站起来继续战斗，但直到撤离行动开始之后，他才告诉法国人自己的部队正在撤离战场。

被蒙在鼓里的还有比利时军队，他们承受着德国空军和坦克主力的攻击，掩护了在比利时的英国和法国的部队。丘吉尔没有通知比利时人英国将撤退，这不是由于疏忽。他指望着比利时人能将德国部队滞留在海湾地段，从而让英国军队能登上被派往敦刻尔克帮助撤退的小型和大型船只。

事实上，比利时军队在德国俯冲轰炸机、坦克和大炮的不停攻击持续了两个多星期之后，耗尽了食物和弹药，已经陷入了瓦解状态。当英国人开始向西部的敦刻尔克撤退时，比利时人同意守护他们的侧翼，但是一再警告英国和法国的指挥官，他们的后备军已几乎耗尽，除非盟国来援助他们，否则他们很快就会投降。在伦敦，丘吉尔从他的密友，仪表堂堂的英国战争英雄，海军上将罗杰·凯斯（RogerKeyes）爵士那里得到了这个信息。罗杰·凯斯爵士曾是首相与利奥波德国王之间的联络人，但丘吉尔毫不为比利时人的求救请求所动。他告诉战时内阁：“可能会完全丧失比利时军队，但是牺牲我们自己的军队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帮助。”

当比利时军方的英国远征军联络官乔治·戴维（GeeDavy）上校问戈特将军及其副手亨利·波内尔（HenryPownall）将军，是否允许比利时军队参加敦刻尔克的撤退行动时，波内尔嘲笑了那个念头。他说：“我们并不关心比利时人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波内尔似乎忘记了比利时人正在进行的顽强抵抗，他在5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比利时人的士气从上到下都很糟糕。他们根本就不是在战斗。”他后来还称其“已腐烂到了核心”，是“较次的品种”。

到了5月26日，比利时总司令向英国和法国最后一次提出了援助的请求。像以前发出的请求一样，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相反，丘吉尔指示罗杰·凯斯向利奥波德强调比利时的部队留在战场的重要性。丘吉尔告诉他的下属，很显然比利时人不久将不得不投降，但那只是“在协助英国远征军到达海岸之后”。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要求他们为我们牺牲自己。”

然而，当筋疲力尽的比利时人相信他们已经做了足够多的牺牲，还被盟友遗弃并遭受孤立，缺乏继续战斗所需要的一切时，比利时人觉得他们只能力所能及地拖延德国人的占领速度。5月27日，比利时政府在正式公报中通知法国和英国，它即将向德国投降：“比利时军队已完全耗尽了其抵抗的能力。它的部队明天将无法再次展开战斗。”利奥波德派遣特使到了德国人那边，并于5月28日早上宣布了停火。

比利时人的投降纯粹是放下武器的军事行为，但利奥波德决定留在比利时却让局势复杂化了。在与政府部长们进行了一个多星期去或留的讨论之后，利奥波德作出了命运的抉择。首相于贝尔·皮埃洛（HubertPierlot）和他的同事们告诉国王他们计划逃到法国去，并敦促他和他们一起走。他们认为，作为国家元首他有责任继续在流亡时领导比利时的抵抗，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应成为德国人的俘虏。

但利奥波德对他的职责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是在以他父亲为榜样来履行他的职责。阿尔贝特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担任军队总司令，他曾多次宣布即使德国人占领了比利时的所有领土，他也不会离开比利时。利奥波德告诉他的部长们，“国王阿尔贝特不会同意去国外避难”，而留下他的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像他父亲一样，利奥波德认为他作为总司令的责任大于作为国家元首的责任。

皮埃洛和其他人根据比利时宪法争辩说，利奥波德有义务遵循政府的愿望。他们又说，如果他留下来，不管他是否与德国人合作，德国人将会对他进行政治利用。利奥波德国王拒绝了他们的所有劝解。他说，他不想成为“一个闲置的难民君主，在侵略者的枷锁下屈服，割断与比利时人民的联系”。他补充说，如果抛弃了军队，“就成了一名逃兵。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必须和我的部队同命运”。在投降的时候，利奥波德承诺当他的国家还在德国人手中时，他决不会和敌人打交道。他宣称：“在被占领期间，比利时绝不能在军事、政治或经济领域里做任何可能损害盟军的事情。”他要求被关到战俘营中去，和他的被俘的士兵们待在一起，但希特勒把他囚禁在布鲁塞尔郊外雷肯的宫殿里。

利奥波德在处理投降的事务方面做得非常正确，但法国人和英国人对此却极为愤怒，联手对比利时人和他们的国王掀起了一场“语言暴虐”运动。依莱娜·内米洛夫斯基（IrèneNémirovsky）在她的遗作小说《法兰西组曲》中指出：“失败会让人性中最糟糕的东西暴露出来。”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当战争正在进行而事情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人们不再会奢望能对一个没有任何用处的盟友慷慨好义，甚至公平相待。如果把他留在那里的唯一用处是当替罪羊，那么他就必须当替罪羊。”

为了逃避承担对法国战场失败的责任，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把所有的过失都推到比利时人的身上。对于在5月17日替代甘末林担任法军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MaximeWeygand）将军来说，比利时的投降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现在可以为在比利时被打败而推卸责任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盟军指挥官们甚至直截了当散布谎言。魏刚和戈特都明确地声称，他们没有得到比利时即将投降的警告。戈特还指责比利时军队的懦弱，指责他们撤离战斗从而危及了正撤往敦刻尔克的英国军队的安危。实际上，正如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布莱恩·邦德（BrianBond）所写：“几乎没有空中掩护的比利时军队在德国人进攻时首当其冲……从而让英国远征军比较容易地撤回到了法国边界。事实上，没有勇敢的比利时军队的长期抵抗，英国远征军是不可能从敦刻尔克撤离的。”

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在对利奥波德和比利时人的诋毁中走得更远。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雷诺是少数反对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的法国政治人物之一。才组建政府短短两个月的雷诺正在接近感情崩溃的边缘。在德国入侵的初期，他与丘吉尔保持一致，认为法国应该继续坚持战斗。但随着军事状况的恶化，他开始感染上了他的许多部长们所有的失败主义情绪，其中包括84岁的副总理，失败的马其诺防线战略的设计者菲利普·贝当（PhilippePétain）元帅。因为雷诺曾发誓自己永远不会接受投降，他知道他很快就要将权力移交给贝当，而这样做将会激怒英国人。在比利时投降以后，他看到了一个将责任从自己和他的政府那里转移到不幸的利奥波德身上的黄金机会。

雷诺在听到比利时投降的消息时向他的部长喊道，“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背叛！这是丑陋的，绝对是丑陋的！”在5月28日向法国人民的广播中，他指责比利时按照国王的命令在战争中途突然无条件地投降，没有警告法国和英国的战斗人员，从而向德国军团开放了通往敦刻尔克的道路。在他广播之前，雷诺对刚刚抵达法国，对不支持攻击他们国王的比利时政府官员进行了威胁。如果他们不支持他，他就不能保证在德国入侵后逃到法国的200多万比利时人的安全。

比利时的部长们显然很担心利奥波德会考虑与德国人合作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因而屈从了雷诺的要挟。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对利奥波德施加了更为严厉但同样无端的指责。他们指责利奥波德“通敌”，指责他叛国。他们的指责并没能防止法国人对他们同胞的暴力行为，反而增加了法国人对比利时难民的愤怒。比利时难民被嘲讽，被辱骂，被殴打，从餐馆和酒店中被赶出来。一些逃到法国的比利时飞行员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而在法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几千名年轻的比利时人则被囚禁在他们的营房里。

由于不了解英国和法国军队在面对德国闪电战时所表现出来的笨拙和无能的真相，英国的公众舆论很快就接受了对利奥波德和比利时的指责。在伦敦，《每日镜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张卡通画，将比利时国王描绘为一条头带纳粹标志王冠的蛇。《伦敦标准晚报》称他为“卖国的国王”。一位英国报纸专栏作家写道，在接下来的200年里，在英国或其他任何地方不会有一个孩子会起名叫利奥波德。《纽约客》驻伦敦的记者莫利·潘特-唐斯（MolliePanter-Downes）告诉美国读者，“有那么一天，希特勒不得不把他‘最受憎恶的人’的头衔让给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三世”，他显然“宁愿当一个活着的纳粹，也不愿做一个死去的比利时人”。

在一片谩骂声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人站出来为利奥波德辩护。驻比利时的美国大使馆武官向华盛顿的上级报告说：“国王的投降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那些指责他的人或者是没有看到战斗的场面，或者是没有见识过德国的空军。我两样都看到了。”

两位与比利时国王和军方联络的英国联络官，海军上将凯斯和海军上校戴维也极力为利奥波德及比利时军队的行动辩护。两人在5月28日回到英国后，发现戈特和他的手下将失败的责任推给比利时人时，感到极度的震惊！对凯斯和戴维来说令人特别感伤的事实是，戈特对比利时国王的不实指责——撤离战斗而没有事前警告他的盟友他将要这样做，正是戈特自己干过的事情。

然而这两名军官都被英国高层禁止就他们在比利时的公务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对被禁言感到十分愤怒的戴维写了一篇关于当时实际发生的事实的备忘录，并向凯斯和战争办公室提供了复制件，以备在战后书写英国官方的战争历史时使用。他在备忘录中宣称：“那些身居高位的军人（戈特和波内尔）发现利奥波德是一只有利可图、无法抗辩的替罪羊。”他们对利奥波德的“蛮横并充满谎言的攻击”促使他采取行动。他补充说：“真相不能够永远被压制。”凯斯在致丘吉尔的一封信中，也为利奥波德进行了充满**的辩护，敦促他制止英国官员“亵渎勇敢的国王”。起初，首相似乎听从了朋友们的忠告，他在5月底的议会会议上告诉大家比利时军队“作战非常勇敢”，英国人不应该对利奥波德的投降作出“仓促的判断”。

然而他的忍耐是短暂的。丘吉尔仍然对欧洲中立国家在大战爆发前不加入英国和法国的军事联盟怀有一种孩童般的愤怒。他对利奥波德选择留在比利时感到非常不快。丘吉尔拒绝承认中立国家可能有不结盟的合适理由，他多次发表讲话，指责他们的懦弱造成了德国的军事成功。他私下里告诉凯斯，利奥波德的投降“结束了盟国加在我们头上的所有不幸，与此同时我们忠实地履行了我们对他们的义务和承诺”——不可能有比这更不真实的评论了。

丘吉尔的结论是，比利时的中立，是使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招致失败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德国的军事实力。这在罗杰·凯斯听来是绝对荒谬的，但在丘吉尔的议会听众中却没有多少人对此质疑。凯斯本人也是议员，听着首相的诽谤，他感到极其愤怒和难以置信！丘吉尔不仅不赞赏比利时人保护了英国远征军免遭德国的屠杀，还帮腔雷诺，指责他们危及了英国的撤退，并导致几千法国军队的被围和投降。

然而回想起来，丘吉尔的高谈阔论虽然毫无道理，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只当了四个星期首相的丘吉尔认为他在那一时刻的政治地位是非常脆弱的。许多主宰着议会的保守党议员，还没有和他就接任内维尔·张伯伦一职协调一致。事实上，不少人公开对他表示了敌意。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之一约翰·科维尔（JohnColville）曾指出：“从未有过一位首相在议会如此不被信任，并在随时可能遭到质疑的情况下就职。”

由于他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挑战，丘吉尔不仅渴望强化自己的地位，而且还希望为他的高级将领的无能和在至今为止的战争中，英国军队所表现出来的致命缺陷盖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要做到这一点，还有什么能比把责任归咎于一个弱小的盟友，一个无法保卫自己国家的国王和总司令更好的办法呢？

然而，罗杰·凯斯拒绝接受这样的论调。他在6月初向《每日镜报》提起诽谤诉讼，指控《镜报》在一篇文章中指责他鼓动了利奥波德的背叛。凯斯决心要为自己，也为比利时国王和他的军队争取清白的名声，他强烈要求进行公开审判。在1941年3月，案件即将举行听证之前，《每日镜报》终于承认在关于利奥波德和凯斯的声明中出现了错误，并同意向他们两人公开道歉，声称“公众利益将因此而受到伤害”。丘吉尔及其政府对凯斯施加压力，让他接受调解而不是法庭审判，凯斯同意了。在调解过程中，他的律师在公开法庭上陈述了去年5月在比利时真正发生的情况。在同一听证会上，报纸的律师也承认《每日镜报》曾对国王“极不公正”。

然而，即使在1940年5月的混乱之中，仍然有一个著名的英国人对国际事务有着更好的解读，他拒绝参与“抹黑”。据说，乔治六世国王对反对比利时君主的风潮非常不满。利奥波德是他的一位远房表弟，还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他就认识了在伊顿公学就学的少年利奥波德，并很喜欢他。当英国官员提出将利奥波德从英国骑士的最高等级和代表最高荣誉之一的嘉德骑士阵列中除去时，乔治敏锐地觉察到了他的远亲君主所面临的极大困境，他拒绝了这一提议。

乔治六世的传记作家，历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指出，被德国占领国家的元首所面临的选择具有“令人难以接受的复杂性，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冷静的思考。离开家园，跟随政府流亡，他们会被留下来的人们斥责为背弃；但如果留在他们的国家，他们就有风险被挟持为人质以迫使他们的人民顺从”。

在比利时投降的前一天，利奥波德写了一封信给乔治六世。信的抬头写着“我亲爱的贝尔蒂”——那是乔治六世阿尔贝特的爱称，只有英国国王的家人和其他少数几个非常亲近的人才能使用。在信中，利奥波德解释了他留在比利时的理由，宣称他的首要职责是与他的军队和比利时人民一起领受德国占领的磨难，并尽可能地保护他的子民。他告诉乔治：“采取任何别样的行动，就等于是背弃。”

乔治国王并不同意利奥波德的选择。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最亲近的助理哈里·霍普金斯（HarryHopkins）在1941年初访问伦敦时，乔治告诉他，他认为利奥波德将他的两项职责——国王和军队总司令“混淆起来了”。霍普金斯在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乔治“对比利时国王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对利奥波德作为军队总司令也没有任何批评。但乔治认为作为国王，他应该离开那个国家，并在其他地方建立政府”。然而，在质疑利奥波德的决定是否明智的同时，乔治从来都坚信他的表弟是遵照他的良心和坚定的责任感才决定留下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乔治本人也发出过与利奥波德相同的誓言：他曾说过，如果德国入侵，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离开他的国家。幸运的是对他和英国来说，他从来没有被要求做出那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