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事啊妈。”沈岚的嗓子是哑的,“我只是困了。”
“听话。去医院。”
沈岚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她没有让妈妈帮忙,自己穿好外套,系好鞋带。动作做得很慢,慢到妈妈站在旁边,伸手想帮她,她挡开了。不是不需要,是怕自己一被照顾,就会哭出来。
她自己开的车。妈妈坐在副驾驶,手里攥着病历本,一路上没有说话。沈岚握着方向盘,目光落在前方的路面上。从家到医院,二十分钟的路程,她开得比平时慢很多。不是因为车多,是因为她的头还在疼,晕眩感还没有完全退去。她不敢开快,怕出什么事。妈妈没有催她,只是安静地坐在旁边,偶尔看她一眼。
在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突发性高血压。知道她长期睡眠不好,医生又开了一些安眠药,叮嘱她按时吃,不能自己随便停药。妈妈站在诊室门口,手里还攥着那本病历本,听医生说完注意事项,点了点头。
回家的路上,沈岚开车,妈妈坐在副驾驶。车窗摇下来一半,风灌进来,吹得两个人的头发都乱了。五月末的天,蓝得不像话,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挡风玻璃上投下一片碎金。
“你最近没给她打电话?”妈妈忽然问。
沈岚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一下。“谁?”
“你女朋友。”
沈岚沉默了几秒钟。这是她们第一次这样谈话——关于她的恋爱关系。以前这是一个大家都避之不及的话题。谁都不提,谁都不问。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怕说了就收不回去,怕说了就再也没有装傻的余地。
“哦,分手了。”沈岚的声音很平。
然后是沉默。妈妈没有再问,沈岚也没有再说。车里只有风的声音和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妈妈想问——沈岚知道她想问——但她不想说。说什么呢?说“是她提的”?说“我没有挽留”?说“其实我松了一口气”?每一个答案都会引出下一个问题,而她不想回答任何一个。
到了家,沈岚把车停好,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
“我先去休息了。”她说,“头还疼。”
“好。”妈妈说。
沈岚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她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街道。有人在遛狗,有人在推婴儿车,有人骑着电动车从巷口拐进来,车筐里装着菜和水果。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因为她的分手而改变。
这段时间,父母好像开始消气了。他们不再像刚回来的那几个月那样紧绷着,不再每天检查她几点出门几点回家,不再问她“今天见了谁”。管控放松了,她偶尔也可以出去找朋友聊聊天,也不用非踩在八点以前到家了。
但她好像不怎么需要了。觉得什么都很无所谓。出门也好,不出门也好;八点回家也好,十点回家也好。如果她的听话能让父母感到开心和欣慰,那她就听话。反正听话也不难。不说话,不顶嘴,不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把那些她真正想说的话咽回去,咽着咽着,就忘了自己想说的是什么了。
沈岚把窗帘拉上,躺回床上。她拿起床头柜上的安眠药,倒出一粒,放进嘴里,喝了口水,咽了下去。药片卡在喉咙里了一下,带着一种让人想呕的苦味。她躺下来,把被子拉到下巴。
窗外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墙上画出一条细细的白线。她盯着那条线,等着药效上来。
这一次,她会睡着。
不用做梦,不用惊醒,不用在凌晨三点的时候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光斑慢慢移动,数着还有几个小时天亮。
她闭上眼睛。黑暗里,她听到自己的呼吸声,一下一下,很轻,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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