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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空间太过宣扬自我，而微信公众号功能的出现打破了中国媒体产业的既有生态，让传统精英铸造的金字塔传播模式被击垮，中国进入了自媒体时代。

微信红包不同于QQ的虚拟Q币。

原本作为腾讯内部同事春节发红包的微信红包，却意外地将腾讯财付通和微信支付打通，一个春节就完成了通往电商最后一道障碍的轻松跨越——移动支付。

一句话，微信时代，腾讯用户数量更多、层次更高，内容更有深度和影响力，流量变现能力也更强了。3Q大战之后，腾讯一改过去侵略式的业务扩张，采用了“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的投资模式。腾讯以“流量+资本”作为生态的连接器，培养了京东、滴滴打车、美团点评、拼多多、转转、蘑菇街、快手、bilibili、知乎、艺龙、人人车、摩拜单车等。腾讯的股价在短短6年间涨了近10倍，成了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之一，达到了这家公司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最互联网城市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国内大多数人还对互联网这一新鲜词汇一无所知的时候，深圳已经凭借自己独特的创业氛围吸引了一批较早接触网络世界的“海归”和学院派人士，他们纷纷来到这座城市举办沙龙，交流通信技术发展信息。在一个通信学会的讲座上，深圳电信的工程师首次听到了互联网应用这个词。新奇的理念激发了他们的市场敏感性，于是他们兴奋地找到美国负责与我国合作建网方案的公司，却发现在这个方案里北京、上海是两个重要专线节点，压根没深圳的份儿。

可是，深圳电信没有气馁，他们北上北京争取电路；南下香港向同行学习组网方式，洽谈合作协议；取道上海，守住电路调度直到成功。一批刚刚接触互联世界的精英坐守数据通信机房，废寝忘食地做数据，终于迎来了深圳直接与世界相连的那一刻。1995年8月28日那一天，深圳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开通国际计算机互联网业务的内地城市。

此后，一系列对中国互联网发展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相继在深圳发生：1995年10月，中国公众网的第一个web网站“深圳之窗”出现，带动了网站在中国的兴起；1996年4月，“深圳之窗”推出“一网情深”BBS网站，首次实现了以公开方式为网民提供一个讨论与交流的网络空间；1998年年初，深圳正式推出ADSL宽带接入服务，成为当时全国除广州外仅有的一个开通ADSL服务的城市，家庭宽带上网逐步同电话一样变得普及……

但是最能体现深圳作为最互联网城市的还是腾讯的诞生！

吴晓波说，在很长的时期里，腾讯是中国互联网世界的一个秘密。这其中的一个秘密就是：腾讯的企鹅帝国为什么会诞生在深圳这座城市？深圳为什么能孵化出腾讯的企鹅帝国？通过前文的讲述，我们揭开了这个秘密的一部分：腾讯的崛起，与深圳这座移民城市需要新的人际关系、新的沟通方式有关。

易中天认为，以往中国的城市大多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且大多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街坊邻里之间，也像氏族聚落或乡里乡亲一样，保持着守望相助的传统，就连最具现代性的上海也不例外。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上海最有人情味的地方，恰恰是那邻里间相互嘘寒问暖、亲近得几无隐私可言的里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城里人和在一个村子里长大的乡下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没有隐私，没有秘密，谁有多少斤两大家心里都有数。因此，即便日后远走高飞各奔东西，重逢之日，对方如果要打听自己的情况，多半也不好意思拒绝。因为面对一个知根知底的人，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说出“隐私”这两个字。何况对方的打听，本身就透着一份关切，而且是那种曾经休戚相关的人才有的关切。面对这份情谊，你岂止不忍拒绝，没准自己就有倾诉的欲望。结果你不但会和盘托出，而且还会以同样的关切去询问对方。

深圳人却不会这样。对他们来说，这个城市是陌生的，这个城市里的人也是陌生的。公司里、单位上，同事之间素不相识，非亲非故。谁也没有关心他人的义务，也没有过问他人的权力。相反，由于竞争是那样的激烈甚至残酷，同事之间没准反倒有些提防。在这种情况下，泄露自己的隐私无疑是不智之举，打听别人的生活则难免有居心不良的嫌疑，还是互不干涉或心照不宣为好。几乎每个人在下决心闯深圳时，也都决意向过去告别，把历史埋在心底。这种想法是“人同此心”的。你既然不希望别人了解你的过去，那就最好也不要向别人打听现在，而一个人一旦坚守着某种纯属个人的秘密，也就意味着他有了一个私人空间。这个空间是有可能逐渐扩大的，直至说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话来。

陌生人不是没有情感的，陌生人社会不是不需要相互联系和慰藉的。事实上，陌生人社会可能有更强烈的情感需求，更需要精神上的交流和互动。在深圳这个移民城市中，一个人最可怕的可能就是精神上的寂寞与孤独。就像本文开头所描述的情景一样，在互联网普及以前，在QQ上线以前，深圳最受欢迎的电台节目是《夜空不寂寞》。每当夜深人静，成千上万的外来移民捂好被子，拧开收音机，调好频道，收听胡晓梅的声音。在节目中，胡晓梅以她的温柔与真诚，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打开自己的心扉，从而将他们（她们）感情的浪波、炽热的渴盼、心头的愁绪、打工的辛苦、思乡的怀想和那些深锁于心底的难言之隐都一吐为快，瀑布般倾泻出来。腾讯成立以后，企鹅出现以后，网聊取代了听电台节目，网聊取代了打声讯电话。申请个QQ号与陌生人聊天，这种“亲密有间”的社交方式大大满足了深圳年轻移民的社交需求。深圳年轻人天然地需要QQ群聊这样的社交生活，马化腾这群年轻人自觉不自觉地开发出了QQ群聊这样的网络社交方式。以色列人的ICQ为什么没有主动添加陌生人作为好友的功能？因为以色列的年轻人觉得没这个必要！深圳的QQ技术研发人员为什么开发了QQ群聊功能？因为哪怕是中午约饭问题，都需要用QQ群聊的方式才能有效地解决！腾讯用网络手段发掘并满足了深圳新移民的社交需求，进而满足了数亿中国人的社交需求，这才是腾讯帝国的深圳奥秘。

当然，腾讯的秘密不止于此。为什么是腾讯，而不是其他互联网公司，成为当今中国市值最高、用户数最多、盈利能力最强的企业？它的成功是一次战略规划的结果，还是偶然的产物？为什么腾讯曾经遭遇空前的质疑，它所遭遇的模仿而不创新、封闭而不开放的“指控”是怎样形成的？性情温和的马化腾如何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全民公敌”？中国互联网与美国互联网有什么异同？前者的繁荣是一次长期的追随之旅，还是有自己的东方式生存之道？

吴晓波认为，马化腾一定是做对了一些事情。

做对的事情之一：腾讯对ICQ的模仿建立在微创新的基础上。它把信息留存从客户端转移到服务器端，从而适应了当时中国的上网环境，还先后发明了断点传输、群聊、截图等新颖的功能。从腾讯的案例中可见，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在应用性创新上的能力和速度并不逊色于任何国际同行，这一特征与电子产品、汽车、医药、机械装备等领域发生的景象完全不同。

做对的事情之二：除了技术上的微创新之外，互联网的商业应用还受到一个地区的网络环境、用户习惯、支付体系、国家政策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因此，本土企业往往有更大的优势。腾讯很早就提出了“用户体验”的概念，它富有创意地推出了“会员服务”、虚拟道具出售、Q币等服务型创新，从而使QQ由一款没有温度的即时通信工具逐渐转型为一个“类熟人”的网络社交平台。在这个意义上，腾讯是全球最早的社交网络的试水者之一。

做对的事情之三：马化腾在创业后不久便开始谋求资本市场的支持。幸运的是，在他满世界找钱的时候，风险投资已经进入中国，IDG、盈科、MIH在腾讯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资本输血作用。腾讯也是第二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吴晓波发现，以腾讯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与美国互联网之间有着显著的不同。

在美国，《时代周刊》曾经刊登过的一篇文章认为：今天的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之所以成为这样，乃是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精神所致。正如深受嬉皮士精神影响的乔布斯所说，“电脑是人类所创造的最非同凡响的工具，它就好比是我们思想的自行车”，自行车是流浪和叛逆的工具，它让人自由地抵达没有轨道的目的地。在电脑的胚胎里成长起来的互联网，是一个四处飘扬着自由旗帜的混沌世界。自互联网诞生以来，网络世界里一直崇尚并流行着“自由平等，随心所欲”的网络文化与精神，其内涵类似于嬉皮士文化。从乔布斯、杨致远、贝佐斯，到布林、扎克伯格、马斯克，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并不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国人”，其中一部分是来自东欧、俄罗斯或中国台湾的新移民——无一不流淌着嬉皮士的血液，崇尚自由和“不作恶”。

当今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永无止息的改变。毫无疑问，腾讯迄今为止完美地适应了互联网时代所有的变化，但是下一刻的变化是什么？腾讯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