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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魉世界（第4页）

离开了曹家，我们先后住在明瓦廊与螺丝转弯。这两个住处，每个地方住了多久，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好像是先到明瓦廊，后来才搬到螺丝转弯，在这两处一共住了四个多月。这两处房子都比较大，是老式的印子屋。一进前院或侧面院子都住有同我们不相干、实在又大有关系的一些不认识的人。不言而喻，我们还是陷在国民党调查科为我们布设的罗网里。我在这里，表面上可以说是独立居家，自己料理生活。但实际是明松暗紧，仅仅是换了另一个方式的继续监视而已。在这里先后发生了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凭我的回忆，我把它们记在这里。

回想还是在一九二八年，天气还冷的时候，沈从文和我一同从上海去松江，参加施蛰存先生的结婚典礼。他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在施先生那里，我们认识了姚蓬子。回上海后，姚就常来我家作客。他那时住在法国租界马浪路，我们住在萨坡赛路，相距很近，又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筹备成立左联，蓬子常常把左联的消息带来；他自己是否参加了筹备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谈鲁迅、讲左联的一些筹备人，冯乃超啰，冯雪峰啰，柔石啰等等，他们似乎很接近。这些消息很能安慰我那时独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后来我去了济南，不久又和胡也频从济南回到上海。我们决定参加左联，便是潘汉年。和他一起来我们家里和我们谈话的。一九三一年夏天，我接受组织委托，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姚蓬子和沈起予被分配协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负责印刷及校对。因此他和我就经常有联系。一九三二年夏季，他主编《文学月报》。只两期，便被文委负责人冯雪峰把他免职，他就离开左联，到潘汉年同志负责的互济会做地下工作去了。从此，我许久都未再见他的面。

第二天，冯达拿来一张当天的报纸，我一翻，一条触目的启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我赶忙读下去，当时引起我的愤怒、惊异、慨叹和鄙视，真难以形容。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他写的。后来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他写的。这一纸宣言引起我联想到他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表现。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贯的思想感情。现在想来，说实在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党内呆的时间不短（他什么时候入党的，是在参加左联之前还是在左联成立以后，我说不清楚了），我以为他不过跑进共产党来混了一阵，就像他兴致高时去跑一次赌场那样混过一段时间而已。他平日是一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有时高兴，他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再呢，就是沉默不语。现在看到他的启事，我很为他难受。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了，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趁这个时候向人民发“宣言”。何况在“宣言”中说了明显的谎话，说什么把希望放在国民党、放在三民主义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假三民主义会有什么好感。他无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国民党网开一面，饶他一命而已。蓬子！我们过去虽然曾是朋友，一同战斗过，但现在，我们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大约有一个月之久，我们虽然住在一幢堂屋里，我们的房门对着房门，但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清晨，不知他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就出门去了。夜晚总在我睡后很久才回来。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对他只是完全顺从，是一件附属品。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姚蓬子才逐渐留在家里，而且找我说话了。他对我诉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他告诉我他是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的。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了，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还说过去他很早就同潘汉年（潘汉年领导他的工作）约好，万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这样准备着的。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见有一些比他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他看到李竹声，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那个留守上海在临时中央主持善后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自首，为自己留下一条活命，他就产生一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感情已逐渐平复，不管他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看透了他，我们是两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尽管我不免为此难过，但我却已把对他的同情、怜惜，一个同志的热情，一点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国民党以为他仍会是我的好朋友，认为他对此刻的我将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希望我逐渐可以发生变化，变得与姚蓬子一样投靠他们，变为安分守己、老老实实、驯驯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种想法，既然他已经不是我的战友，他是在为敌人做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来欺骗国民党呢？这种想法和做法，我当时并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冯达的一点影响。我十分痛苦，但却逐渐习惯有这样的看法、想法，并逐渐尝试着以此来对待姚蓬子。我本来是一个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简单的人，但现在处在如此艰难复杂的社会里，为了应付环境，要斗争生存，要战胜敌人，迫使我不得不也变得复杂起来，变得稍稍聪明一点。对姚蓬子是这样，对原是我的丈夫的冯达，何尝不也是这样呢。

十六　冯达的打算

冯达同我的一次谈话，我永远记得。这大概是在我一生中最痛苦的良心上的斗争。在搬到明瓦廊新居后的几天，一个晚上，他很慎重地对我说：“丁玲！我不应该瞒你，我一定要告诉你，离开曹家的那天晚上，我到他屋里去了一趟，他谈到了我们搬家的事。他说以后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让我们独立住家；但这不是说你完全自由了。你既然不自由，你就无法自己谋生，他们应该给你生活费，这我不能拒绝。不然，你在南京城里，怎样生活？没有犯人坐牢还得自付饭费的。至于我，情况同你不一样。我已经走错了一步，什么话我也不想说了，说了也无用。总之，现在我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你想回去，而且可以回去，但是我却回不去了。我回去的路没有了，没有任何希望了，这只怪我自己。我曾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国民党眼中，我不值钱，他们瞧不起我！有我无我对他们无足轻重。我现在又有病，按一般情况，如果我能找到一个铺保，或者我老家来人，具个结，我是可以被释回家的。这也有先例。不过现在国民党不会这样做，这是因为有你，他们不能放你；他们也不能像对你那样对待我。那晚，那个姓曹的说，要我到一个翻译机关去翻译一点资料，算是为我安插工作，安排生活。这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差使，也不会有什么秘密，月薪是六十元。他还说这个机关人员不多，大都是一些懂外文的共产党员（自然是自首过的）；我不得不答应了。丁玲！我希望你懂得我，我也是为了我，我没有办法可以保护你，但我总想帮助你一点什么。你是要回去的，我就帮助你实现这个惟一的愿望吧。我在他们面前表示迁就，他们就会容易相信，以为我还可以牵制你。你就应该利用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蓬子弄来同我们住在一块，我看也有这个意思。他们以为过去你同姚蓬子是好朋友，据说你被绑架后，社会一度传说你已死难，蓬子写过纪念你的文章，很可能夸大了同你的友情，谬称知己，不管别人怎么说，都是死无对证。现在，你也要利用这层关系，你平常为人太单纯，太直率。但最近我不得不想，我们的处境，你的愿望，都应该仔细考虑。”我一时被他的这些话吓住了，冯达竟要去国民党一个机关做什么翻译，这怎么可以呢？他这不是越陷越深吗？如果他去国民党机关上工支薪，我一定得同他分开。过去一同监禁，我曾几次要求分开过。他分辩得那样诚恳，又说忏悔，又说帮助，我还有些相信，或者说是半信半疑。但他现在居然说要去做事，那不是也成了国民党御用的走狗么！我怎么还能同他关在一起？但现在我再提出分开，国民党仍是不会理睬的。因此，我生他的气，我骂他，但都没有用。过去，他也许是受了骗，上了当，以为可以混过去，所以讲出了我们家的地址，还可以说是一时的错误，酿成了大罪。但这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事后才对我说，可见他主意已经下定了。他总叹说他是没有希望再回去的，我以为这有一部分也是受了国民党特务的欺骗宣传，他总以为党绝对不会饶恕他了，而且一定会采取非常手段来制裁他。但这又从哪里说起呢？我只说道：“我不同意你去。你既然知道你第一步错了，就不能再错。是一个人嘛，不能做好事，也不要做坏事，你的前途，只有不去那里当什么翻译。你如果真回去的话，我以为不会像你想的那么恐怖可怕。万一老家不收你，你倒霉了，也比在国民党这里好。你怎么不做更长远的考虑呢？而且，你去那里当翻译，不管你翻译什么，不管你做的多少，你总是进了人家的门，为人家做事，你不只绝了自己回去的路，而且叫我怎么做人？”

这一夜我没有办法阖眼，他好像也转侧通宵。事情怎么竟会变得这样，真是不能想象。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看来，只得过一时再说。但不管怎样，冯达现在是要到敌人的一个机关里去工作了。要应付姚蓬子，也要应付冯达，我将应付这越来越复杂的困难环境。既要提防他们，又要利用他们作为掩护，欺骗敌人，麻痹敌人，创造条件，使自己能和党取得联系，得到党的帮助和营救。我能做得到吗？天哪，我一定要做到！

十七　张道藩三碰钉子

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的一天，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道藩光临明瓦廊了，说是将来看望我和姚蓬子的。对这个人过去只知道他是国民党中央的文化官，传说是一个大官僚。对这种人我过去根本不屑于注意，只有仇视，并不了解他的根底。我意识到此时此地到这里来看我的人，不管官大官小，不管怎样说得好听，名是拜访，实是审问，是了解，是安抚，是欺骗……总之，对这些人，我都要警惕。张道藩的样子看来很随和，说这次来拜访，是为了消除我的寂寞，他建议我写点文章，不愿意发表就不发表，又说写剧本最好。他说他现有一段戏剧材料，他愿意介绍给我，供我写作参考；如果我肯执笔，那就太好了。对此我毫不考虑，毫不动心，我推诿说身体不好，无意于此；我说我从来没有写过剧本。他见我这样冷淡，话不投机，没有坐多久就告辞走了。大约过了个把月，张道藩又派人用汽车把我同姚蓬子接到他办公的地方（不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不是国民政府），这是一幢有花园的小洋房。他单刀直入，阐述了第一次见面时对我说过的建议，希望我写这个剧本；我一定不写的话，无论如何，就为这个剧本编写一个故事提纲。但我又都拒绝了。他对此表示很遗憾；只得用汽车把我们送了回来。第三次又是他亲自来，他十分得意，欢欢喜喜地告诉我，剧本他自己写好了，只希望我看看，提提意见，或者就请我动笔替他修改一下。我简直奇怪，他太屈尊了。我仍用第一次见面说过的话拒绝，说自己不懂戏，也无意于此。他才索然无趣地走了。从此以后，他没有再来，我也再未见到他。只是到了一九三五年或三六年，知道这个剧曾在南京上演，报上大登广告，轰动一时，热闹了一阵，剧名就是他同我谈过的。只是剧本内容我不知道；现在就连剧名我也忘记了。不过那时这个剧的确上演过，主要演员和演出的负责人，我都记得，他们当时曾托人给我送来了入场券。但因为感情上很难受，无心去看就是了。半个世纪后看来，当年我拒绝参加张道藩提出的这个剧本的写作和修改，是在无意中对国民党企图利用这次演出打击左翼文化革命运动的如意算盘给了一个小小的钉子。

在明瓦廊住了一个多月，我试探着在夜晚，在后门的一条马路上散步，居然没有受到阻拦。于是我胆子大了一点，便试着在白天走得稍远一点，我希望有好运气，能碰见什么熟人。果然，有一天我带着母亲、麟儿去夫子庙，在一个小茶馆里喝茶，忽然看见张天翼和高植也在那里喝茶，同座大概还有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高植曾在我主编《北斗》时投过稿，通过信，见过面，是一个在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文人，不属于什么党派，思想不红不白，我稍稍招呼了一下，敷敷衍衍地说了几句话。但我一看见张天翼，心简直欢喜得要跳出来，只是不敢流露出来，我急忙过去打招呼，但不能说什么。我只悄声对张天翼说了几个字：“明天上午，鸡鸣寺。”便赶快离开茶馆回到了住所，暗自咀嚼着这一时得来的喜悦，幻想着明天的前景。

我对张天翼当时的思想情况和他过去的历史都不甚了解，但我知道，他是左联的盟员。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似乎是第一次以兵士为题材的，我是喜欢过的。“一·二八”前后，他搬来上海，我们一起开过会，游行示威时他和杨骚、楼适夷在左联队伍前面打着大旗呢，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是同志。我以为看到他，就等于找到了左联，找到了党。我多高兴啊！

第二天我独自悄悄去到南京的风景区鸡鸣寺，八点钟的样子，游人很少。我无心观望风景，只是在山门前的道上和后边阁子下的窄路上徘徊，张望，焦急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张天翼果然来了。这时，只在这时，忽然有许多从来没有想到的往事和问题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他是党员吗？他能为我保守秘密吗？他能见义勇为，为我担受风险吗？我不能够明问，只在心里暗自掂量着，过去我曾听说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做小差事，是谋生还是掩护？他的姑父邵元冲是国民政府的要人，邵元冲是否同情共产党，他们之间关系的深浅究竟怎样呢？……我审慎地望着他，又无暇仔细深思，毕竟喜欢压过了一切。他是左联的盟员，既然上海的白色恐怖那样严重，为什么他不住在杭州（他的父母住在杭州），而要住在南京？是否邵元冲这种社会关系正好为他做掩护？总之，我还是相信他，那些怀疑一闪即过，我仍然是完全地相信他。我们像老朋友那样排排坐在鸡鸣寺阁子前的小路边上，我焦急地问他上海左联的熟人的情况。他告诉我，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冯雪峰已去苏区，周扬、夏衍去了日本，钱杏邨不容易找着；他自己也很久未去上海了。这些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我不知怎样才好。这时是初夏，可是我却像深秋时的寒蝉，隆冬时的僵虫，说不出一句话，连动也不能动了。我能不能求一求张天翼，把我带走吧！一年了，我在黑暗中，在炼狱中，忍受熬煎，心力俱瘁。这一线希望我能不紧紧抓住，求他施展神奇，给我一丝阳光，给我一条生路？我木然地望着他。他也只摊开双手，无言以对。他也问到冯达，问到姚蓬子，我也简单地答复他。那种种艰难处境，我的痛苦的历程，我内心的打算，对他的希望，都给一时的沮丧噎住了。我是否应该向他完全打开心扉？我迟疑着。一个受惊的，被关闭幽禁了一年，几乎窒息而死的人，已经习惯随时随地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为着防备别人，话到口边便咽下了。满心想把别人当成知己，无所不谈，却又顾虑重重，踌躇不已。太阳快当顶了，只得同张天翼分手告别，懊丧不安地、如有所失地踽踽独行，又回到那布满愁云的阴暗的住所。

以后在南京，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幢楼房。后来我搬到苜蓿园去后，天翼来看过我，而且最后在一九三六年，还是他带来了党给我的信息，并且由他的外甥女陪同我一道离开南京去到上海。因此我对他一直是充满着感激，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他为我冒过的风险，给予我的慷慨的有效的援助。

十九　方令孺女士的友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我在医院生了祖慧。我这时的心境像掉进了枯井那样幽暗与悲伤。回忆一九三〇年我生了祖麟，只两个多月，他父亲就被捕，三个月他父亲就被杀害了。我不得不把婴儿送回湖南交托给我母亲，我只身返回上海，继续苦斗。一个做母亲的，一个有着母性本能的人已经太难忍受那抛离亲生儿子的痛苦了；而这个女孩却使我更加悲苦。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丢到垃圾箱里去吗？我能把她送到育婴堂、孤儿院吗？我能留给她的父亲，使她终生也蒙受羞辱吗？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我是母亲，我应该对她负责，不只哺育她成长，而且要尽心守护她，不让她受羞辱，尽心教育她，使她成为革命者。因此我得首先背负着一时无法分说的耻辱，也许还得就此终我一生。十月半我从医院搬到中山大街。因为我不愿再回到螺丝转弯，我要离开那变相的地狱。在那里我们的前院旁院都住着一些身份暧昧的人；进进出出我都得经过他们的住处，任人侧目审视。我常常喊叫，既然说是自由居住，就应该让我自己去租住民房，无论如何我是不回那住过的地方。因此，当我住院时，冯达和姚蓬子几次商量，才租了这幢房子。这是在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小楼，上下各三间。我们一家住楼上，姚蓬子一家住楼下。在这里大约住了两个月，我几乎没有下过楼，国民党也没有派人再来这里骚扰我。我在这里只是养病。不过意外的，我在这里却遇见了一个终身难忘的朋友。

她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当时忘记问她了。我压根不曾想到我的住处能够保密，我以为任何人都可以随便闯来的。此后，她每过一个月，或两个月便来我这里一次。她从不同我谈政治，也不问我的生活情况，只是点点滴滴同我谈她的心曲，如读书后的感想，多半是些外国书，翻译过来的，或还没有翻译的。谈她认识的一些文人的印象，这些人多半是我不认识的，是她在青岛大学的一些同事，老一辈的所谓新学家。这些她都当故事娓娓道来，在我只有一颗十分空虚的，寂寞的心的时候，也能勉强听下去。后来她便谈她的家庭生活，她的不幸的爱情。谈这些她也不动感情，只是放在心底，仍然像在讲一部写得非常细腻动人的小说。我真同情她。好像中国的老老少少的妇女，都能引起我的同情，特别是像她这样有着一颗美丽的心灵的知识分子。后来我也到她的家里去。她住在我这条街的对过，叫娃娃桥。她是著名的桐城派方东树的后裔。她的那个大家庭是一个亦官亦商的人家，有很多房子。她住在侧院的三间大厅，后边是院子，前边是小花园。绕过她的厅子，还可以进入她家的一个更大的花园，只是那个园门不是常打开的。她住的三间厅子布置得很好。她带着三个女儿，用一个娘姨。她的丈夫另有外室住在上海。她家里非常安静，很少客来。我慢慢认识到，我和她来往，是无害的，便逐渐放宽了心。后来，一九三六年我和党取得联系，就曾把她的家作为党与我通信联系的地点。

方令孺是一个诚实大方的人。抗战初期，我在延安时，曾经向她要过一部《昭明文选》；那是因为毛主席曾经对我说，他缺少一部《昭明文选》。她特地买了这部书寄给我。我们从来都没有对人说过，只是悄悄地高兴为别人尽了一点力。她知道我是为谁要的。

二十　母亲呵，何时再见？

母亲完全不像以前的母亲了。记得我小时候，不管她经受了多么大的挫折痛苦，她总能保持她的那种意气风发的神态。她冲破封建习俗，入学读书，勤奋好学，抱负远大，以救国为己任。我弟弟死后，她从绝望中努力自拔，四处奔走，为贫苦人家子女办工读学校。“五四”、“五卅”运动时，她热情澎湃，带领学生教员去大街讲演。我有时也曾看见她烦闷过，甚至唉声叹息，但不多久，她便又奋身振作。我们母女一直是心心相印，互相体贴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她为大势所迫，难舍难分地离开了心爱的学校，但仍是满怀豪情。一九二九年在杭州与我们同游西湖，饮酒赋诗，似乎是一个完全不知忧愁为何事的幸福老人。我和也频陪她都觉得自己的精力不够用。一九三一年也频牺牲后，我送麟儿回湖南老家，我抑制痛苦，强打精神，把死讯隐瞒着，骗过了她，她慷慨勇敢地担起抚育幼儿的责任。但现在，我看见的母亲老了；不只年龄、面容老了，而且心情显得寂寥，似乎同我隐隐有点距离。为什么她从来不问一声也频的事呢？她什么时候知道他牺牲的消息的呢？我压根没有告诉她，她也从来不问我。现在我们身边多了一个她完全不理解的陌生人，她也不问；好像她老早就知道，就认识，而无须打听。我想她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她不问，我便也不说，我们都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都怕碰着这些充满苦涩的现实。妈妈呵！你叫我怎么向你说呢？我知道你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你会痛苦的。但假如我把什么全告诉你，你会更痛苦。你为我辛苦半生，你把希望放在我身上，无条件地支持我；而现在我却连累你，把你拖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叫我怎么说呢？母亲在明瓦廊住了不到一个月，便提出要到上海去，她的一些朋友们在那里等她。她参加了一个什么会，又作气功又治病。妈说她对世界，对人类都不能再有什么作为了，于是她学气功，学治病，扶困济贫，总还有点用处。我心想这也许是一个搞封建迷信的会道门。但母亲坚持说这不是迷信，她是把这当成科学来认真学的。她承认这里面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死脑筋，迷信，可是她是用这个方法来修身养性，治病救人的；她是不能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她一定要去上海，在上海把功夫学深一点；她应许我一百天以后再回来看我。我只得让她走了。我很想托她在上海找党的关系，但又觉得她是办不到的。上海的朋友中她只认得王会悟，而王会悟这时已随李达去了北平。我把这话忍住没有说出来。我只要求她一定回来，因为我实在希望她能把孩子们带回湖南。九月下旬她回来了，在上海只住了九十天。但回到南京没有住上二十天，便无论怎样要返回湖南。她说家里还有许多未了之事，来时也只打算把孩子交给我了就回去的。现在已是秋天，再拖下去天气冷了，洞庭湖水低落，路上便不好走了；而且她带出来的那个女佣人想家，也吵着要回去。我很明白，此地本非我们母女久留之地。她是不能把老家的房子和一些牵牵绊绊的杂务、人事完全弃之不顾的，她还需要生活。但现在就要她带两个小孩回去，的确是太难了。不过孩子迟早一定也要走开的，我不能让孩子困住我。我现在要用孩子和妈妈，暂时留在南京作为人质（国民党不就是这样希望和安排的吗？），换得敌人对我的疏忽，松懈对我的防范。有朝一日，到了那一天，我能远走高飞时，我一定要想办法预先安置他们，让他们都回湖南去。老家的那个安身之地，那个简陋的窠还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是再无别人可以依赖的了，归根结蒂还是只有母亲呵！这样，我只得同意。十月中旬她就带着那个女佣人乘船先回湖南去了。亲爱的妈妈，你一定要回来！我们何时再相见呢？

十一月初，冯达检查身体，医生说是三期肺病，不能工作，要卧床平躺休息，还要吃有营养的食品。那时治肺病没有什么有效的药，只是用钙片把病灶包围起来，让结核区逐渐缩小。这样，他请假在家，一天到晚无声地躺着，很想回老家广东去，但又说不愿在此时此境留下我独自受困。我却打算从此分手，带着孩子回湖南去。可是，三三年国民党不准我自由回湖南，现在又怎会放虎归山？如果提出来被拒绝，那就不如仍然暂时不提。可是这日子怎么过？麟儿思亲，整天怀念刚离去的祖母；婴儿缺奶，日夜不断地啼哭。我自己向来是天涯游子，从来没有操过家务。现在困住囚笼，一天到晚衣食住行，叫我怎样安排？再求我母亲出来，一时是不可能的。冯达已经垮了，对我也是负担。他认为他在国民党人的眼里是一个小人物，无足轻重。既然病成这样，就可以释放回家，顶多再由家里具一个铺保了结。可是他总是表白，自己光身一人走了，把我和孩子扔在这里受罪，心里觉得惭愧，只好拖过一段日子再说。

这时姚蓬子接受国民党给他安排的差事，到芜湖去编辑《芜湖日报》。这报是国民党办的，他去当主编，却没有实权；他原也不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他去，只是表明他听话，俯首帖耳跟着国民党。因此他不愿带妻子儿女去，他每月有一百元钱，和妻儿两地生活，自然花费要多些。我同样也感到经济的拮据。冯达治病，要花钱，小孩雇奶妈，也要花钱；我又不会操持家务，从没有管理过家庭钱财。这样我们两家都愿意节省开支，合伙吃饭，减少用人，日用开销都由姚蓬子老婆经营；而且他们夫妇去另找了房子，在城北一个比较僻静的新造的两楼两底的屋子里，租赁了楼上的三间。姚蓬子的妻子带着孩子住一间大些的兼吃饭。冯达一个人住一间小些的养病。我带孩子们住另一间。房子很挤，但房租便宜多了，这时，我总想躲开人，越远越好。在这里过了几个月，我又借口城外空气好，想法要搬到城外乡下去。恨不能一下搬到国民党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更好了。终于在一九三五年春天，便又搬到苜蓿园。我想隐居在这城外的陋巷，暂度时光，以后再说。

苜蓿园坐落在中山门外一个小村庄里，是左恭替我找到的。左恭是一九二四年我在北京时认识的。那时他同曹女士初恋，曹女士与我同在一个补习学校。二五年春季，我几乎每天都到他家去。我们那时都没有党派关系，都崇拜鲁迅，都渴望自由，都对将来满怀希望。大革命失败后，不知怎么搞的，他们去了南京，我到上海，可能是我对他们选择的道路有些不满；而他们也认为我过于骄傲，我们就疏远了。但是左恭和我始终没有断过联系。我们不谈政治，不触及我们或许有过的分歧，我们保持着一丝旧谊。这时我需要有人帮助，便设法找了他。他那时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已经同曹女士分居，或者也有了新的女朋友。他愿意帮助我，便在中山门外，找到这幢五间房的茅屋，茅屋周围有些空地，竹子围篱。屋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有点像隐士的居处，恰合我意。正房后边还有两间灶屋。我和姚蓬子两家人于一九三五年春天搬了进去。左恭从来没有来过我这里，我却两次去找他。他对我的思想、打算、处境从不询问。我对他的生活也不调查。但我相信他不会害我，事实上他也总是愿意帮助我。如果我还有什么事要求他，他会为我奔走的。但自然对于我真正想做的事，他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后来我们便没有来往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听到过有人谈起他，说他在抗战前就同“我们”，同我们地下党有些联系，一九五〇年我在北京，他来看过我一次。我们相对坐了一会儿，都没有把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想问的事问一声。大约觉得我们相近过，也互有了解，却长时间隔离得太远，好像雾中山水，总有点朦胧一片，须要问的太多，就又都克制住了。后来当我回忆到一九二五年的北京西牛角胡同，以及三一年夏天他陪我去玩燕子矶，马车在行人稀少的卵石路上嗒嗒走着的情景，我曾后悔，我是应该多了解他一些的。我们为什么谈得那样少，特别是关于我们的政治经历和思想见解。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我们都不愿因为曾有过的分歧影响那脆弱的友情。我们可能都太珍惜友情，却又因此使我们有所隔离，反而只剩下一点空虚和淡漠。

苜蓿园像荒村里的一座草庵，我奄奄一息地蛰居在这里，似乎应该打扫尘心，安心等待末日的到来，然而我心里整日翻腾，夜不能寐。在春雨绵绵的时候，在夏蝉喧噪的炎日，我常常独自伫立在屋檐下，仰望云天，辗转思谋，下一步棋该怎样走呢？母亲终于又来了。她是无法拒绝在困境中的女儿的请求的。冯达病假超过半年，不能再领工薪，他是我的负担，精神上的、物质上的，但我不能一下把他推掉，因为我还可以借助他。我把他安顿在后边的灶屋住，隔离开来。现在他的作用，只是让国民党人看来，我还是不忍弃他于不顾。他也只表明他的无可奈何勉强陪我度过这难熬的岁月。表面上我们还是夫妻，他的存在，还可以掩护我，让国民党放心，似乎我已消沉，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了。正当我暗自打算如何跨出新的步子的时候，我感到我的身体无法支持。不知为什么我每天下午发烧，时间长了，人没有一点精神，疲累不堪，我怀疑是不是我传染上了肺病。我去医院照了片子，但没有结果。这个医生这样说，那个医生那样说，吃了一些药，毫无效果。就这样每天继续发烧。我先还瞒着母亲，一人放在心里着急。后来病越来越厉害，整日整夜咳嗽，咳得头痛脑胀，不能平睡。我真害怕了，我不能不担忧。假如我的病治不好，我将怎样呢？各种各样的想法，啃着我的心。我已经受尽了罪，如果就此死去，好像对我倒是一种解脱。人世间任什么我都可以不留恋，都不牵挂，母亲也好，孩子也好，我都能狠心丢掉。但我只有一桩至死难忘的心愿，我一定要回去，要回到党里去，我要向党说：我回来了，我没有什么错误。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都顶住了，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的事。但我知道，由于敌人散布的谣言，现在我处在不明不白的冤屈中，我得忍受着，无法为自己辩白，洗清倾倒在我满身的污水，我还陷在深井里。这样又拖了一个多月。病毫无转机，我只得向母亲说：“妈！我得花一笔钱了。不是住普通病房，我要找中央医院的内科主任替我治病。听说这个主任医术高，只是非常势利眼，对头等病房的人才看得仔细，对普通病房的人就差得多了。妈妈，我得设法弄钱。可是从哪里来钱呢？只得向姚蓬子暂借二百元。我想他是能答应的，他父亲有钱；不过一定得还他。你看你还能从家乡想点法子吗？”我母亲看见我的态度认真，感到事态严重。她担心地说：“你自己的病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自己做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的为人，你是了解的。我一生都不求人。凭我几十年在家乡的一点信用，几百元钱还是可以张罗得到的。你千万不能耽误，先借点钱，治了病再说。”我小的时候，父亲病重时，母亲即刻把她的陪嫁衣服、首饰、古玩、家具全都卖了，替他请医买药。父亲死后留给她一笔一笔大大小小的债务。她便把全部房屋田地变卖得干干净净，还清债务，只剩下一担儿女压在肩上，离开故土，到县城里自力更生，以小学教员的微薄薪金养育我长大。后来我能写作拿点稿费，却因自办出版社亏本负债，最后还是她寄来三百五十元偿清债款。这两年，我自然更没有分文能给她，在湖南乡下，麟儿就全靠她双手撑持，我连问都不敢问他们是怎样熬过来的。现在在如此险恶的处境中，我又病倒，除了再向她伸手，别无办法。母亲几十年来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把什么都耗在我这个孤女身上了，我什么时候才能为她的苦心痛痛快快地哭它一场！？妈妈呵！这是由于我的不孝吗？是你的命苦吗？你是那样热情地以助人为乐，那样胸怀坦**，把痛苦踩在脚下。我是你惟一的女儿，我什么也没有给你，却总是拖累你。我一定要学到如你那样坚强，我要活下去，为人民作事，对国家作贡献。我不能倒下去！至少我不能把我个人应该承担的负担再交给你，我应该洗清自己，还你一个干净的女儿。那么，好吧，让我先治好病，然后再一步步地向前走。有你，亲爱的妈妈，我应该无所畏惧了！

就这样，我盼望着，拖着，人消瘦了，满头的头发脱光了，但却慢慢活过来了。内科主任说得的是伤寒病。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位内科主任把我救活的，还是我自己逐渐好起来的。我住医院的钱花光了。秋天了，我可以出院了，我该出院了。一天，我又悄然回到了苜蓿园。苜蓿园自然不是家，但它是我暂时栖息的地方，也是我将重新起飞的地方。

三五年的一个冬天完全是母亲一个人撑持着熬过来的。她现在无心给旁人看病了，也不再谈那些治病救人的事，只一心一意照看我一个人，这个她从小带大的惟一的女儿。她已经是一个老妇人了，又离开了故乡故土，对别的都是无能为力的了。她要服侍重病初愈的我，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她已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我的，她只用她的坚定的耐心，顽强的沉默，让我相信她还是可以把担子挑下去的。她把她最后的一点存款，是每月存三元，集攒了五六年，为麟儿存的一笔零存整取的定期储蓄，计划十五年后一次可以拿上几百元，这是老祖母最后苦心为她可怜的孙子一点一滴省下来的血汗钱。这时一共也才有二百来元。我一起拿来还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钱收下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芜湖日报》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我推脱说，日子可以过得去，拒绝了。我心里想：《芜湖日报》不是国民党报纸吗？我现在落在国民党的陷阱里，在敌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姚蓬子编辑的国民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动，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当时我的感情也决不允许我在国民党的报纸或刊物上发表。我想革命者发表文章，唱歌，演戏……总应该分清在什么场合嘛！化名是骗人，也是骗自己。欺骗总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我如果要写文章，一不能用假名，二不能在国民党的报纸刊物上发表。过去生命可以不顾，坚持过来，目前这一点困难却不能忍耐熬过吗？冬天虽然寒冷，是可以熬过的，过了冬天，就该是春天了！不会没有春天的。我就像一条死而不僵的小虫，带着两个小孩，在慈母的怀里，再熬过这个冬天吧。

首蓿园是不会有春天的，但世界上却依然波涛汹涌，激奋人心。我在**读到报纸，看到“一二·九”青年学子的进军，我的心随着大队滚滚前进。我要跃起，要飞出去，要投身到革命的烈火里去。但是目前我的处境，我该怎样呢？我没有忘记我是不自由的。我怎样才能逃出这四壁铁墙似的囚笼？逃出来了又到哪里去？哪里能够安生？哪里能有革命者的自由？怎样才能成功？才能万无一失？我反复思忖，如果我不放出信息，我自己不主动，党怎能知道我正在南京盼星星，盼月亮等着她的援救呢？我想，第一步便是要写文章。我本来是写文章的，是作家，只能透过自己的文章，发出信号，于是我努力振作起来，拿起搁置了两年多几乎生了锈的笔，我沿着自己的创作路子，用心用意，写了《松子》，接着是《一月二十三日》、《团聚》等。《松子》发表于萧乾编的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大公报》的副刊《文艺》。《一月二十三日》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叶圣陶主编的纪念开明书店成立十周年的专辑《十年》。《团聚》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文季月刊》一卷四期上。《文季月刊》和萧乾主编的《文艺》都是以鲁迅等左翼战士为支柱的。叶圣陶从二十年代起，长期来一直都是站在民主革命的一边，在复杂险恶的环境里，始终洁身自好，忠实地维护革命。他们都是中间偏左，与反革命的国民党是绝不调和的。国民党也讨厌他们，不会放松他们，但知道他们并不是共产党，不得不表面上缓和一点，宽容一点，以装潢他们的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第二步，我稍稍开了一点门。老朋友谭惕吾来看我了。当年她虽是国民党党员，以国民党员的面貌来看我，却仍然保持着一九二四年时对我的纯真的爱护与关心。她告诉我，听说我被绑架后，她曾经四处打听我的消息；她明说国民党对我是不会宽容的，曾想杀我灭口。只是因为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世界名人的援救，才没有敢动手。沈从文也来这里看我了，但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原来在一九三三年我被秘密绑架后，社会上传说纷纭，国民党却拒不承认。左联同志不能出面，为营救我，想方设法托王会悟和他商量，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向国民党要人；因为他同我母亲也熟。一九二九年我们两家曾经同住上海萨坡赛路二〇四号，他同他的母亲、妹妹住三层楼，我们和我母亲住二层楼。一九三一年也频牺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我同去，住在我家中。这次我被绑架后的第十一天，即五月廿五日，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丁玲女士被捕》，抗议政府当局的非法，为我鸣不平。文章发表在六月四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52号、53号合刊上。但发表时，刊物主编胡适写了一则附记，说是沈文“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使我们很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胡适，六月一日。）”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大有来头的更正，沈先生这时回信给王会悟说，丁玲并未被捕，而且他同我早已没有来往了。此后一九三四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直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得很少。他见我在一场大病后，身体没有复元，劝我做点事，弄点钱，养息身体。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向王世杰去说，请他帮忙。王世杰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我自然不会同意去国民党的教育部做事，我谢绝了这番好意。

这时，我得到一个对于我是最好的消息，就是我得到李达夫妇的消息，他们于一九三三年迁居北平；现在李达仍是一个著名教授。果真如此，我可以从他那里找到一条缝隙了，这条缝隙也许能透出一缕阳光，真是太好了！

李达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建党时一大的代表。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移在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便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联系布置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他曾在上海声明脱党，不参与政治活动，而专门从事马列主义的学术研究。他翻译论述惟物辩证法的专著很多，成了著名的学者。一九二二年我在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读书，曾是他的学生。那时他主持平民女校的工作。一九二八年以后我在上海，与他们夫妇过从甚密。一九三一年胡也频被捕遇害，我曾避居他家。他虽然不倦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对党内某些工作，某些人的工作作风，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过去我们谈话时，他曾几次劝我和也频只从事文学创作，不要卷入政治漩涡。我们没有听他的，一个牺牲了，一个又陷进牢笼；但他始终是而且经常是照顾我的。他在政治上一直是一个严肃的、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平时，还常有个别党员同志去他那里。因此，现在我认为如果找着他，便可以从他那里找到与党联系的机会，我要立刻与他们通信，得到回信后，我就去北平。

第三步，便是安排母亲和孩子们回湖南。这时，我不能把我的全部打算对母亲说。但母亲似乎懂得我的心情，她也什么都不说，好像命运已经这样安排定了，她情愿挑着这副重担，我的一对儿女，勇气十足地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底回湖南去了。是的，即使我什么也没有说，她也不问，但她察言观色，能够体会到女儿的痛苦，女儿的向往，而且勇于挑起重担，与我分扰。她在一九三七年收到我从延安寄给她的信后回信说：“我知道你一定要回到你的大家去的，也相信你不会舍弃我们这个小家的。”多好的母亲呵！我把当时几篇文章换来的稿费全给了她。她来信让我宽心，说她的挚友蒋毅仁可以照顾她。蒋毅仁的丈夫是地主，但她在家是受歧视和排挤的，因此她长期独住在常德。母亲便住常德忠靖街蒋毅仁的房子，可以不付房钱，而且还可以把租出去的另外几间的租金，每月挪来作家用。这幢房子是用我母亲的名义、实际是她的女友蒋毅仁平日一点积蓄买下来，为自己养老送终作准备的。母亲告诉我这些，是让我知道，在困难中，在战乱的年月，蒋毅仁对她、对我的子女都有一份很重的情谊。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我把母亲接到北京，毅仁不愿离开故土，我便按月寄十五元生活费给她，直到她离开这个人世。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四日，是我三年前被绑架的日子，我去北平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我从沈岳萌（沈从文的胞妹）处要到一张去北平的往返免票。那时她在南京铁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张二等卧车厢的免票。这种免票凡是铁道部的职员都有，不论旅途远近，都可以乘坐。同时我去信给李达夫人王会悟，告诉她我要到北平看望他们。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会悟的打算，说大约两个星期可以回来。我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启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这事报告了国民党或怎样报告的，我都不知道。这天谭惕吾、方令孺恰巧都来看我，看见我情绪很好，都诧异地问我：“有什么高兴的事吗？”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一天曾经是我的死日，现在又变成是生日了。”她们始终没有弄懂，还以为真是我的生日。

大约就在一两天后，我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苜蓿园。我带了几件换洗衣服，装在一个普通的麦秸编织的提包里。走到路口，我回首望了望这屋子的茅草顶，也许就要同这间屋子永别了，同这三年来的痛苦永别了，我可以找到党的关系了，我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我压制不住心的跳动，真以为自己长高了一截，脚不是站在地上似的。

我刚走到中山路口，准备乘公共汽车，斜路忽然走出来一个人，顺手把我的提包抢了过去。我大吃一惊，转头一望，原来是韩侍桁。韩侍桁是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时认识的。那时左联常派自己的盟员去大专学校讲演，在学校建立左联小组或左联领导的文学研究会，我和韩侍桁曾有几次一道去；我还去过他的家。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离开了左联，仿佛听到过有人传说他的坏话，但不很确实，我只能将信将疑。这时他在南京正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翻译一本《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大概是这样一本书，书名记不清了）；我搬到苜蓿园后，他跟着姚蓬子来过一次；这年春天，来得多了几次，暑假中还问我要稿子。他说他打算编辑一个杂志，定名《今代文艺》。他表明，这个刊物是另一个左翼刊物《文学界》的外围，是接近于周扬等一群人的。我那时与上海文艺界完全隔离，只知道周扬是左联的一名成员；《今代文艺》果真是倾向他们那就可以给他们稿件。因此我给了他一篇短文，《八月生活——报告文学试写》。文章后来刊登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的《今代文艺》。九月刊物便被查禁了。但这时，我正要出走的关头，他忽然出现在我的身边，不能不使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不真正了解他，摸不清他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身份。看他平日对我的言论，好像他只专注于他的翻译；但在我脑中也曾有过一个问号：他搞翻译何必要住在南京呢？除了和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关系外，他究竟还有什么别的关系，我是摸不清的。这时我有一点慌张，我忙说：“我要到火车站去接一个朋友。”他笑了，说：“你有什么朋友？有朋友还要你自己去接？我不信。”我再三说：“就是接朋友”，他只是摇头，不将手提包还我。正在这时，公共汽车来了，我要上车。他推着我上去，跟着他自己也跳上车，还说：“我陪你同去。”我真没有办法了。车子一直往北走，我不由得不审视他，而且惶恐地思索着，难道他是一个坏家伙，是国民党养的一条狗，他是在跟踪侦缉我吗？如果到了火车站，他发现我并不是来接朋友的，他会不会把我交给警察，交给国民党？他会不会……我只得镇静地对他说：“你真聪明！我不是去火车站接朋友，我没有朋友，我是要去北平看望李达的夫人，姚蓬子知道我去，我告诉他两个星期就回来；他答应我不声张出去。你怎么样？我希望你也不要声张，声张出去对我不好。我如果走不成，还会引起麻烦。我两个星期就回来。冯达一直病在**，等我照顾呢。”他不再说什么，友好地送我上了火车，我才勉强放下心来。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临上车前一刻，他忽然又带来一个高个儿男人，并把我介绍给那个人。那人非常高兴地伸出手来，自己报名说：“我是王昆仑。你去北平吗？我也去北平，我们一路吧。”我真是目瞪口呆了，想不上车，也不行了，我提心吊胆，心不在焉地同韩侍桁告别。汽笛一声，我走进二等卧铺车厢；望着车外朝后方退去的景物，惘然地倒在铺上。为什么我这样倒霉，这样多难？北平之行的前途将是怎样呢？

谁都知道，王昆仑在国民党是一个高级人士，是大人物，想当然是国民党员。我知道他正在同我过去的好朋友曹孟君女士谈恋爱。我向来不喜欢谈论关于别人私生活的事；而且因我近年的处境，他和孟君的关系，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但我现在却怕他。怕什么呢？他这个国民党的高级人物，知道了我的行踪，会不会破坏我的计划，使我功亏一篑呢？我将怎样敷衍他呢？自从曹孟君在南京任职后，我们的友情就逐渐淡薄了。一九三一年，为营救在龙华狱中的胡也频，我到南京找邵力子先生，曾住在她的家里，我觉得她比较冷淡。她原是一个热情的人，也是事业心很强的人，为什么变得这样冷静、淡漠？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变化引起了感情的变动。不过，这只是些小事。问题是：现在在重要的关口，我遇见了她的新朋友，是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高级人士，我将怎样对待呢？

我正辗转思虑，不知所措的时候，车厢外面有人敲了两下门。我赶快坐起来，出现在门口的这位瘦高个儿正是我担心见到的人。这时他显得非常随便，像老朋友似的，邀我上餐车去吃晚饭。我只得随着他走进餐车，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那时餐车都是吃西餐，价钱很贵，就餐的人很少。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谈。王昆仑很健谈，同我谈高尔基，谈果戈理，谈托尔斯泰，好像他知道我最喜欢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好像我的作品他也都读过似的那样熟悉。我慢慢竟忘记了我当时的处境，我的不安，好像遇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也忘记了孟君曾对我的冷淡，忘记了他是孟君的新的爱人；又好像我过去不是和孟君熟，而是和他王昆仑熟一样的。谈话中他好像在为我设想似的，说：“你要做高尔基是困难的，因为你没有生活，但是你可以成为果戈理，你可以写官僚社会，我就是一个官僚，我还可以介绍你许多人物、许多官僚，许多材料、腐朽的官僚阶级的生活……”自然，我不会听从他的，走进他的官僚阶层；但他的表情，他说这些话时，那种坦然，率直的神情，却是很吸引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