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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编辑的缘分（第2页）

我很幸运，在我文学途程上，碰到的全都是些非常尽职的优秀编辑。一个作者，遇到一位赏识自己的编辑，可算一段缘分。无论是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岁月里的如琢如磨，相互砥砺，还是在或疏或密的文网下的风险共担，相濡以沫，编辑和作者所结成的文字之交，弥足珍贵。我的每一篇由原稿变成铅字的作品中，都融有编辑或多或少的心血，绝不因署的是我的名字，而抹煞他她们的功劳。

十几年前，一家杂志约我写过《我与编辑》这样的专栏，第一篇我就写了道怡君，因为他在我的文学生活中，实在太重要了。接下来，还打算写其他做过我责编，和并未编过我稿子的几位我从心里感佩的编辑，谁知写道怡的《我与编辑之一》刊发以后，杂志不再来催，也就没再接续下来。

我记得，当我提笔写《我与编辑之一》时，是从那推拭不开的一次大年三十晚上，返回工地深夜摆渡的情景写起。那时，我还未使用电脑，否则我就把原文调过来了。南方地区的冬天，飘洒着那种无声的冷雨，我站在河边，招呼对岸的船家载我过去。打成右派以后，我就被发配到工地劳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也吃遍了所有的苦头，有些中国人，别看他文化低，在折腾无反抗能力的人方面，不但表现得有心计，而且歹毒。譬如，准许我回家探亲，却不可以在家过年，于是，大年夜，山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我这样一个右派分子，踽踽地在雨中赶路，因为规定必须在大年初一前归队销假。

后来，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也是一个外出的人犯，拼命赶回监狱，不敢有误的故事，斯情斯景，使我想起那次夜渡的细节，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放映室的座椅里，不禁潸然泪下。横竖谁也不会注意我，便任着那泪水流下来，连衣领都湿了。

这一切的痛苦，都是《改选》带来的吗？其实未必，许多没写“恶毒”小说的人，不也一劫不复了吗？这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为历史付出的代价，直到今天也不能唤醒那些整人狂们半点忏悔之心。

有一位同行，他前不久已经故去了，文坛也稍稍安生一些。按说，讲死人的坏话，已无必要，更不道德。但他发明的“娘打儿子”的谬论，流毒甚广，实在是误人不浅的。因为他的论点，实际上给那些手上沾着右派血泪的整人者，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援助，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们恶行的鼓励和肯定。而这谬误的论点，在讨好中所宣扬的“臣罪当诛兮”的哲学，所倡导的永远也改造不好的原罪感，所标榜的以夹紧尾巴为荣的狗态，也使那些整人者，更加有恃无恐，更加为非作恶，来折磨知识分子了。所以“娘打儿子”谬论不随他死而死，一遇机会，这些整人者仍会振振有词地，理直气壮地举着棍棒，扑将过来，因为你说了，我是娘！

一个人被打了，还高喊打得好，打得应该，打得我好高兴，好快活，那么此人不是神经病，也是白痴。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甘心作他的奴隶，也许无可指责，但做了奴隶，还宣扬奴隶哲学，还动员别人也俯首帖耳地当奴隶，那就十分地可恶了。

李清泉老师在一篇文章里，谈起过《改选》的事，“刚刚处女作问世，该算一喜吧。可是立即被置于死地了。他是二十才过头不久的稚嫩之年，能想得通吗？能支撑得住吗？”因此，他说：“我每每对他歉疚于怀。”道怡君在去年《时代文学》发表的关于我的长文里，也有这样的表示。其实，不必如此记挂在怀的，不是发表了我的《改选》，使我倒霉，而是我们自身的软弱，不敢抗争，才助长或纵容了那些整人者，得以肆意妄为地糟蹋知识分子整体，我不过没有侥幸例外而已。再加上这班高唱“娘打儿子”者助纣为虐式的示范，把屁股撅得老高，迎接打过来的板子，还要表示打得自己如何心诚悦服，惬意舒服。于是，我要渡过这条夜雨闬闬的河，我要在零点以前到达工地。

叫了好一会，那位在屋里围着炭盘，暖暖和和地吃年夜饭的摆渡人，才疑疑惑惑地提着马灯走出门来。他大概不相信大年夜，在这人烟稀绝的山区里，还有谁会不在家团圆？

我挥舞着手电筒，那急迫的求渡之心，他肯定看出来了，这才下到河坎，跳上那条渡船，解开缆绳，顺着铁索，扳动搅棍，慢慢地过到河这边来。

那条雨中的船影，渐渐靠近，搅棍的轧轧声，愈来愈响，高兴的心情自是不必说的了。过了河，再走上个把小时，山脚下，也就是工地。所以，见了这位摆渡人，不由得格外亲切。

“麻烦你啦！”我一个劲地抱歉，为这年三十晚上也不能使他休息的打扰，真是不好意思。

“快上船吧！”

现在回忆起来，作为知识分子的骨头，那样缺乏钙质，也真是汗颜呀！说实在的，如果就是存心误了归队日期，或者，索性在家过了年再回工地，会杀头吗？而在那些年里，整人者对你百般凌辱，肆意施虐，活脱一群法西斯，**折磨到痛不欲生的时候，你甚至有“吾与汝偕亡”的杀人之心，不也由于顾惜妻子儿女，宁可得过且过地苟活着，而强咽下这口气吗？不敢哪，真是一点点也不敢，而且，这个念头还未形成，立刻就觉得自己大逆不道了！

有什么法子，知识分子灵魂中的对于强权软弱屈服的劣根性，才是致命伤啊！我读过一篇谈论外国作家自杀的文章，反过来看一看我自己，也看一看我同行，真是惭愧之极，除去傅雷先生，老舍先生，谁不曾磕头如捣蒜地低头认过罪呢！所以，我对时下一些“右派”的自我表彰，似乎他们从来是不畏强暴的人中豪杰，说心里话，不大敢相信的。

船快要到达彼岸，我向这位摆渡人致谢的同时，绝非讨好地打听他的名字，希望记住这位于我困境中伸出援手的朋友。那时，我几乎没有朋友，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把背对着我。他不了解我的嘤鸣之心，只当作普通渡客那样，说了一句话：“告诉你又如何你上了岸，走不出五步，保证你就忘了。”

想起这段摆渡的往事，只是想说明在中国文坛上，所有成名的，待成名的，希望成名的作者，面前都横亘着一条河，也许并不宽，但要到达彼岸，却必须依赖文学编辑。但过了河以后，很快忘掉摆渡人的作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我之所以记住这位驾船渡我过河的第一位艄公，因为是他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改选》。由于他没有将来稿扔进字纸篓，使我得到了二十二年“被置之死地”的痛苦，这个太刻骨铭心的记忆，无论上岸后走多远，也不会忘记道怡君的。近半个世纪来，颠沛流离的我，仍保存着他接到我稿子后，约我到编辑部去谈谈的一纸发黄变脆的短札，就是证明。

现在已经记不起1957年那个春末的一天，去小羊宜宾胡同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细节了。崔道怡很高的个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但背躬绝不像如今这样明显。看来，划船摆渡是件很吃力的活，四十多年来，他这个艄公当得够辛苦的。他这职业使他读过的稿件字数，当以亿计了，经他手发出的作品篇数，当以万计了，矢志不移，为他人作嫁衣，这精神，实在令人感动。我知道，他年轻时与许多老作家打过交道，等他不再年轻时，又一大把一大把地把比他年轻的作家推出来，其中，有许多足以吓人一跳的名字。

这些名字，我可以写出一串，但考虑到有的认这个账，有的并不认这个账，干脆就免了。但他对认账者，谦谨诚挚，热烈平和；对不认账者，平和热烈，诚挚谦谨，可以说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从他脸上，到他心里，看不出什么两样。哦！他当这个艄公，可以说进入化境。我很宾服他，因为我修养差，做不到。所以他成名编，我成不了。

但也奇怪，在当代文学史上，不论是哪位明公编写的，都没有记叙文学编辑业绩史实的章节，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认为，道怡君对于当代小说的贡献甚大，他的赏鉴、品识、辨别、感悟的能力，套用秦兆阳老师的一个惹了大祸的术语，也就是“广阔的现实主义”作品中间，这些他所熟悉的审美领域里，与他同辈编辑相较，绝对是第一流的。如果有人若在当代文学史里设立编辑一章，崔道怡对于小说艺术的成长进展，所起到的作用，似应有专门写他的一节。这自然是痴人说梦的事情，因而我多次动员他自己来写，哪怕是一部文坛掌故也好，老崔总报之以嘿嘿，五岳归来不看岳，黄山去后不看山，大有阅人多焉，夫复何言的意思。

当年七月，作品见刊，毒液四溅，舆论大哗，黑云压城，顷刻间，我被宣布完蛋，帽子一顶，逐出京城，二十二年以后，居然不死，重回文坛。22×365的天数，约相等于我一篇《改选》的字数，呜呼，为每一个字付出一天痛苦的代价，这惩罚也太残酷了。我当然不会“感谢”道怡，或李清泉、秦兆阳两位老师，其实我应该“感谢”的，是那个时代里，无知对于知识的憎恨，愚昧对于文明的幽闭，而施加之于知识分子的人身和精神的磨难，成为潮流与时尚。到了“文革”期间，其甚者，与希特勒的反犹，与中世纪对异教徒的迫害，也相差无几，又有几个不倒霉的呢？

那时候，以泥腿子自豪者，以大老粗为荣者，以外行恬然自得者，以阶级出身高人一等者，以攀龙附凤而沾得革命荣光不可一世者，以作践知识分子为己任的天赋神权者，以根正苗红而神气活现的狗屁不是者，都曾经凌驾在知识分子头上，作威作福过的。历史之无情，就在于很快地将沐猴而冠的“冠”变成尿壶，那些当年整人整得起劲者，如今忽然都咸与维新起来，题词作画，咏诗唱曲，无不衣冠楚楚地附庸风雅，作风流才子状了。什么“娘打儿子”笑话，就这股污秽浊流里泛起的一班沉渣算什么东西！

等到再次见到崔道怡，那已是八十年代初在京西宾馆，短篇小说《月食》获奖时的事了。从那以后，我们便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来往。他还是那样谦逊，还是那样坚持他的文学品味：虽然，他有些赞成的小说，我并不喜欢，有些叫好的作品，我也摇过头的；虽然，他对我写的东西，有认可的，也有不那么认可的，这其中，有我同意他说的，也有我不那么苟同他看法的。但我和他，老实说，在别人眼里，在自己看来，都基本属于过气的、俱往矣式的人物，理应淘汰的、半截入土的那一拨了。不那么新潮，也不会“老夫聊发少年狂”地装新潮，因此，在我们认同的艺术观点上，还是谈得来的时候较多。

但我从他身上，作为一名编辑，作为一名文学园地的耕耘者，无论是风雨如晦，还是晴空万里的日子里，一心朴实地想推出好作家，好作品，那种力求无愧于职责的虔诚，追求完美的信念，孜孜不倦的经营，埋头奋斗的牺牲，我看到了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尽管这半个世纪，对他而言，也是很不平静的，甚至该平静的时候，也难免有风波，可他一谈正题，一涉及刊物、稿件什么的，立刻正襟危坐，言归正传。

1997年7月，正好是《改选》的四十年祭，他说，你不再在《人民文学》上写一篇？于是，就有了《缘分》那一篇应景之作。后来，《小说选刊》要照片，我就用了那年在香山与道怡的合影，还写了几句话：“站在我身边穿着大红毛衣，头发乌黑的崔道怡，显得很青春的样子，其实，他也并不年轻了。”“第一次投稿，碰上了他，是缘分；像他这样一位文学摆渡人，不知把多少初学写作者送到文学的彼岸，我凑巧是其中之一，也是缘分；而且在经历了漫长的甚至惨淡的岁月以后，他还在编刊物，我还在写小说，还能有这样的默契的共识，能说这不是更值得珍惜的缘分吗？”

这本是写道怡的一篇文字，由于说到了这段缘分，就不能不提到处女作《改选》，那篇“恶毒”的致我死命的小说，就不能不提到“始作俑者”的崔道怡，也就无法回避1957年的那“右派”一劫。拿毛主席《七律·送瘟神》诗序中说过的话，来形容此时此地的我的心绪，真是“浮想联翩”，不能自已。人是一种感情动物，抚今追昔，就不免东拉西扯，道出许多离题的话，请道怡君原谅，也请读者原谅，要是你也试一试二十二年炼狱之劫的话。

不过，过去的也就过去了，可文学，它的生命力是常青不衰的，谁也扼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