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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迷上了巴黎（第2页）

巴黎都会在你心中

因为

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从这里，我们更了解海明威对于巴黎那圣节般记忆中的文学精神，是何等的萦思不已了。

不过，我们再读一读他对自己国家的那些作家的议论，再来品味这首《赠友人》的诗，对他怀念的文学精神，会有更深的理解。他谈到美国文坛时，总是运用愤世嫉俗的语言：“我们国家没有伟大的作家，我们的作家一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准要出点什么毛病。”

这样的出了毛病的周围，他肯定掉头不顾而去。

对于美国的同行，他出语惊人：“这是一些装在玻璃瓶里供作钓饵用的蚯蚓，它们极力想从彼此间的交往中和从同瓶子的交往中摄取知识和营养。”“凡是进了瓶子的人，都会在那里呆上一辈子，一旦离开那个瓶子，他们会感到孤独。”

而且，他还认为：美国的某些作家，“活到了古稀之年，但是他们的智慧并没有随着年龄而增长。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欠缺什么。”“关于过去的事我无从谈起’因为那时我还没来到这个世上，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男性作家到了一定的年纪会变成婆婆妈妈的老奶奶。女性作家则变成圣女贞德，但却不具备她那种战斗精神。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以精神领袖自诩。至于是否有人跟着他们走，这并不重要。如果找不到追随者，他们便臆想出几个追随者。”（以上均见《非洲的青山》）

等等等等。

所以，他大概庆幸自己的青年时代，是在巴黎度过的，因此，他要写这部《流动的圣节》。如果，海明威在美国，他有可能不钻进这只瓶子里么？既然进去了，他有办法使自己不成为蚯蚓么？那恐怕很困难。假如只有一个作家成为蚯蝴，大家也许会觉得这个成为蚯蚓的作家很好笑；一旦所有的作家都钻进了瓶子里，那个没成为蚯蚓的作家，有可能成为众蚯蚓嘲笑的对象。

因此，人与周围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必然现象。人，作为存在的个体，类似物理学上所说的一个场。这个个体与周围无论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的其他个体，凡能构成一定关系者，都存在着场与场之间相吸或是相拒，亲密无间或是不共戴天的场效应。

这样，一个人，影响着周围的人，同样，周围的人，也影响着这个人，就是永远的存在。除非你自我封闭，否则，这世界上没有与周围完全绝缘的人；同样，除非你划地为牢，这世界上也没有丝毫不受周围影响的人。正常情况下，你周围全是精英分子，谅你不会是白痴；你周围全是一百一的混蛋，估计你也圣贤不了。所以，周围，很重要。看你的周围，便大致可以称出你的斤两。假如你是一位大作家，看哪些人尾随你，围住你，也就八九不离十地了解了你；假如你是一个中作家，看你尾随谁，围住谁，用老百姓的话说，也就知道你的大概了；假如你是一个普通作家，看你对谁不分青红皂白地五体投地，马前鞍后，老是把袖子卷到胳膊上，作敢死队状，也就基本上把握得住你的道行深浅了。

我国旧时文人，很在乎周围，应该有谁，应该没有谁，是很在意的。“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刘禹锡先生追求的就是这种精神胜于物质的周围。房子虽然陋，境界相当高，在他心目中，澄清周围的质素，保持一定的格调，谁到我这里来，我到谁那里去，要有一点考究。

《世说新语·排调》：“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又，《世说新语·简傲》：“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锤不綴，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

阮籍对王戎的不欢迎，嵇康对钟会的不搭理，除了情绪成分之外，也有一种保持个人周围纯净的意图在。这种中国人追求百分之百的洁癖，也是从汉代党锢之祸，到明代东林之争不断发生的原因。一旦到了绝对化和极端化的时候，清流浊流，就会绝对的泾渭分明。不但不往来，不应对，不为伍，不通婚，甚至不坐在一条板凳上。

南齐的一个倖臣纪僧真，有士风，但非士族，很遗憾，也很痛苦，他已经给自己儿子娶了一位出身华族的女儿，门望有所改善，还不满足。向齐武帝提出来，要求改变一下本人的周围状态。皇帝感到为难，卿要做什么官，朕可以给卿，但卿定要做士大夫，却不是朕说了算的。卿不妨去找一下江教吧！《资治通鉴·齐纪二》记了一段他去拜访江教的经过：“僧真承旨诣敎，登榻坐定，教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纪僧真本打算敦请这位文化巨擘，给他一个面子，名列士林，能够参加笔会，哪怕掏腰包补贴一二，想不到那位老作家还挺古板，叫佣人把胡床，挪得距离来访者远些，不愿沾他的边。看到这里，他也就没了兴头，垂头丧气地走了。

因为记史的官，自是士大夫无疑，所以，对一心要挤人知识分子行列的纪僧真，以一种嘲笑的口吻，来讲述他的故事的。但我觉得这位先生提高个人周围文化档次的努力，值得尊敬。要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老粗出身的干部，都有这份进取之心，中国肯定早就大为改观了。他没有打皇帝的旗号，硬逼着人家认可他是文学的行家里手；也没有通过上级指定的办法，混迹文坛，要指导作家。即或说他附庸风雅，企慕高尚，也没有什么好笑的，总比铁定一颗心去做贪官污吏、奸臣贼子强呀！他希望从此可以使自己的周围，多一些知书识礼之人，博学宏儒之士，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难道有什么不妥么？

但许多人，包括一些智商不低的作家，也未必有纪僧真先生这份自觉。一旦成为这个瓶子里，个儿最大，分量最重，自我感觉最好，谁也不能与他抗衡的蚯蚓。他不想听赞美诗，也不行了。“你真棒，你真了不起，你写的传世之作，让我等叹服，你即将不朽或已经不朽的杰作，惊天地而泣鬼神，大师已经现世，让我们顶礼膜拜吧！阿门……”周围全是纸糊的桂冠，廉价的高帽，溢美的言词，恭维的唾沫，好开心，好神气，好威风，他还想跑出瓶子这样的周围嘛？我看未必了。

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里，写到一个叫康迪斯基的人。他告诉海明威：“我现在买不起新书，但我们彼此可以随时交谈。谈话，交流思想，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我们在家里什么都议论。简直是无所不谈。我们的兴趣广泛。从前，在我们有一块耕地那个时候，我一直订阅《横断面》杂志。这使得我们感到自己属于、跻身于团聚在《横断面》周围的显耀人物之列，我们很想能够与这些人物交往，假如这种可能性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意愿的话。”

从短短几句流露出优越感的表白里，这位乡愿的面目轮廓，也就烘托出来了。他比咱们南朝的那位纪僧真，自觉性差得太远，纪先生不满足于周围，因而要求改善周围，这个洋人却满足于周围，怡然自得于周围，也就不想改善周围。显然，这也是钻进了瓶子里以后出不来的必然心态了。

我不知道海明威挖苦的瓶中蚯蚓，在我们这块文学土地上有还是没有？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由此可见，不知周围之广，世界之大，乐在瓶中，自鸣得意者，是古已有之的现象。所以，多少年来，固步自封而自视甚高，狭隘排斥而自大成瘾，孤芳自赏而自怨自恋，井底之蛙而自我封王，诸如此类形形色色局限于瓶子里的文坛人物，大概不会没有。否则，我们这块文学沃土上，早就该有海明威那样震撼世界的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