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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求贤三令（第1页）

第十三章求贤三令

恐怖的二十四孝

曹操为了统一思想，打击反对分子，制造了一起孔融案；为了结束乱世，重新建立一个高效运作的政府，实行了名法之治。两件事情，都收到了预期效果。接下来，曹操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改造比较顽固的社会旧道德、旧观念。

在此之前，理应先行评估一下，东汉末年的道德水准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东汉末年，是一个乱世。提到乱世，一般的看法是世风日下，道德观念大滑坡，人心不古。东汉末年是否如此？完全不是。恰恰相反，东汉末年可能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标榜道德的一个时代。举两个例子。

第一，皇帝的谥号。汉朝讲究以孝治天下，所以皇帝死了以后，谥号之中都要带一个“孝”字。比如前面提到的汉灵帝，全称应该是汉孝灵皇帝；汉献帝，汉孝献皇帝。由此可见，当时的统治者非常注重道德，道德建设要从皇帝抓起。

第二，选官用人、人物评论的标准。察举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目，就叫孝廉。孝，孝顺；廉，廉洁。看重的都是道德品质。官方用人如此，民间评论人物亦是如此。东汉末年兴起了一股人物评论的风气，比如月旦评。当时民间评判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道德品质是否高尚。道德越高，获得的好评就越高。至于才能如何，一般是不怎么考虑的。

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明末顾炎武《日知录》也叹：“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由此可见，东汉道德高尚、风俗淳美，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汉末政治虽至于不振，人们却依然标榜道德。

既然东汉末年这么看重道德，为什么曹操还要改造当时的道德观念呢？

因为东汉末年的道德不正常，是一种变态的道德。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就拿“孝”这一最基本的道德来举例子，看看当时的人所追捧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孝。

元人郭居敬曾辑录了自尧舜时代至宋朝的二十四位孝子及其事迹，编成一部书，叫作《二十四孝》。《二十四孝》之中，三代以下（秦以后）共有十八人，其中东汉占了七位。由此可见，司马光和顾炎武认为“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如东汉”的评价并不夸张。《二十四孝》中有一个故事，叫《郭巨埋儿》，说的是：东汉末年有个孝子，名叫郭巨，和母亲在一起过着非常穷苦的生活，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后来，郭巨的妻子生了个儿子，郭巨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个累赘。为什么呢？他有两个考虑：第一，孩子年纪这么小，需要大人照顾，而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我照顾了儿子，老娘那边就难免照顾不周，有损于孝道；第二，他发现老太太特别疼孙子，每次吃东西，总要剩下一半，自己舍不得吃，留给孙子吃。家里就那么点食物，孙子吃饱了，老太太就要饿肚子，这也有损于孝道。

怎么办呢？郭巨思前想后，想到一个办法。有一天，他就抱着这个儿子，跑到荒郊野外，在地上挖一个深坑，打算把孩子给活埋了，去掉这个累赘。没想到挖坑挖了一会儿，居然挖出一坛子黄金来。这样一来，钱有了，儿子也不用埋了，老娘也可以养了，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郭巨就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抱着金子，开开心心地往回走。

《二十四孝》，在元代以后属于儿童读物。这种故事，对儿童来讲，完全是恐怖故事，完全是噩梦。

鲁迅在《二十四孝图》这篇文章中，对郭巨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说：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就有两个担心。第一，我担心这郭巨当时挖地的时候，如果没有挖到这坛金子，那怎么办呢？孩子岂不是没命了？第二，我担心我爸也去学郭巨做孝子，到时候把我给活埋了，以此来孝顺我奶奶。

郭巨埋儿这个故事，从道德伦理来看极其残忍，违背了基本的人性，没有丝毫可取之处。但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在东汉时期居然得到了当时人的追捧，人们把郭巨看成是大孝子的一个典型，认为他很了不起。由此可见，东汉末年的道德文化，已经成了一种畸形变态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变态的文化土壤之上，才会滋生出前面讲过的那个所谓的青州孝子赵宣，在父母的坟墓里面住了二十多年，前后生下五个小孩，这样的怪事情来。

那么，东汉末年的畸形道德观念，问题的根源出在哪儿呢？根源在于：道德的形式主义。

东汉末年的人特别看重道德——请注意，是“看”重道德。一个人有道德，要能够让人们看得见。这样一来，人们追求的就是道德的外化形式，特别担心自己道德这么崇高，别人会不知道，就每天挖空心思，怎么能让道德表现得更加骇人听闻一点，争取能上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们就每天琢磨着作秀、炒作、哗众取宠，这样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出名的人，往往都是装出来的，都是伪君子；而真正有道德、有才能之人，反而默默无闻。

这种变态的道德观念，再搭配东汉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东汉的选官制度是一种推荐制度，而且往往推荐名气大的人。因为道德这个东西，本身没法量化，只能看舆论风评。而能够激起一时舆论风评之人，往往没有真才实学，只会夸夸其谈，名过其实，清谈误国。

北宋苏东坡的《议学校贡举状》，专门评论以道德取人才的制度。他说：以德治国，本身是没有错的，但“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德治的关键，是君主率先用道德要求自己，表现出正当的喜好与憎恶，以此为民间做表率。如果专门设立一个以道德取人才的制度，那就是教天下人都来做伪君子。比如君主以孝顺这种美德来取人才，那么就会产生种种怪异的事情，比如勇敢的人就割大腿上的肉给母亲吃，胆小的人就住在坟墓里面来服丧了。

东汉末年的情况，恰好相反。皇帝、外戚、宦官“豺狼当道”，毫无道德可言，不足以为民众之表率，却偏偏要责成天下人都来做君子，自然造成了真君子纷纷落马、伪君子大行其道的局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积弊已久，曹操却想要毕其功于一役。

由于道德的形式化，“以德取士”的选官用人制度已经难以挑选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曹操意识到了旧有制度的弊端，于是先后三次发布求贤令，不拘一格地招纳天下英雄。

不拘一格降人才

公元210年，曹操下了第一道求贤令，向全社会公开招聘杰出人才，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第一道求贤令，连续追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这里用了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典故。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个兴起的霸主，所谓“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为什么能够称霸？一般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任用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才——管仲。管仲的能力非常突出，但是他的道德品质很有问题，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非常贪财。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和好朋友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挣了钱分成，他自己总是拿得多，分给鲍叔牙的很少。后来，他在齐国做了大官，家里也很有钱，而这些钱估计也来路不正。

《论语》中，有学生问孔子：“老师，你说管仲这个人能不能称为节俭呢？”孔子回答：“管仲这个人，家里面光宅院就有三套。这个人如果都算节俭，那还有谁不算节俭？”（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由此可见，管仲的道德问题很大。但是管仲能力非常突出，他有能力帮助齐国富强，有能力帮助齐桓公称霸。所以曹操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非要用廉洁之人，那么像管仲这样的人，就不能得到任用。如果管仲不能得到任用，那么齐桓公还怎么能够称霸呢？这是第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