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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三起三落（第1页）

第五章三起三落

用清官名字，填贪官名单

曹操仕途的三起三落，第一起、第一落已经过去。他的第二次被起用，要归功于汉灵帝。现在，先对这位皇帝做一个正式介绍。

汉灵帝名叫刘宏，十二岁登基，三十四岁驾崩。此人一生虽然特别短暂，但是他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同时也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昏君的典范。

中国历史上，很多昏君都有业余爱好。比如宋徽宗爱好书画，一手“瘦金体”写得非常漂亮。南唐后主李煜爱好诗词，在词的创作方面，堪称一代宗师。那么，汉灵帝有没有拿手的业余爱好呢？有，那就是做小买卖。汉灵帝在后宫盖了一个超级市场，让宫女们在里面扮演买家、卖家，他自己呢，也打扮成一个商人，跟人讨价还价做生意。

汉灵帝还懂得利用自己的商业头脑为皇室创收。怎么创收呢？卖官。

卖官鬻爵，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从秦朝到清朝，都有通过实物或货币购买、捐纳低级官职的制度。但是一般来讲，别的朝代卖官，是在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之时，拿出一些没有实权的虚职，予以出售。毕竟通过买官上位的人，多半没有真才实学。但汉灵帝的卖官，很不一样。在汉灵帝这儿，整个朝廷的所有官职，上自三公九卿，下到地方县令，全都明码标价；除了皇帝不卖，其他的官职全都可以自由买卖。这在历史上来讲，的确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了。汉灵帝不但允许现金交易，还允许分期付款。如果有人最近手头太紧，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来买官，没有关系，可以先把首付给付了，剩下的，等上任以后慢慢地搜刮老百姓，再连本带利慢慢地还。

在汉灵帝这样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老百姓的生活如何？《后汉书·灵帝纪》有云：“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在河内郡和河南郡，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河内郡和河南郡，都是司隶校尉的辖区，是离首都很近的地方，经济很发达，尚且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大饥荒时代，偶尔会发生人吃人。但一般的人吃人叫“析骸而炊，易子而食”。儿童是弱势群体，既没有劳动能力，又浪费口粮，所以先吃孩子。但自己生的孩子不忍心吃，拿去交换邻居家的小孩，含着泪吃了。汉灵帝时代的人吃人更可怕，是“夫妇相食”。丈夫吃妻子，妻子吃丈夫。什么情况下会夫妇相食？孩子已经吃光了。这已经不是“水深火热”四个字可以形容的了，活脱脱就是人间地狱。

汉灵帝尽管是一代昏君，但他也不愿意做亡国之君。做昏君很快乐，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但是做亡国之君就很痛苦了，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只能到梦里面去一晌贪欢。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但是我活着的时候绝不能改朝换代。所以，公元180年，汉灵帝下了一道诏书，说：朕要选拔四个人才，这四个人才要分别精通《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榖梁传》。朕要让他们到朝廷之中担任议郎，给朕出主意，想办法挽救危亡。汉灵帝的想法相当天真烂漫，他以为只要找几个饱读诗书、有学问的人来，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就是汉灵帝这一份天真烂漫的诏书，给了曹操东山再起的机会。曹操抓住这次机会，重新出山做了一名议郎。这就是三起三落的第二起。

议郎是个什么样的官儿？根据《续汉书·百官志》，议郎“掌顾问应对”。议郎常年在皇帝身边工作。皇帝的“顾问”，也就是遇到不明白的事情，回头问话，议郎要“应对”，给出相应的解答。

议郎的职位并不高，是“比六百石”的小官，比四百石的洛阳北部尉高了一级，比一千石的顿丘令低了好几级。不过，从理论上讲，议郎有言论自由。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说错话不必承担罪责，鼓励给国家的大政方针多提意见。

议郎的这个特点，很对曹操的胃口。曹操初出茅庐，血气方刚，早已对昏暗的朝政有不少敏锐的观察和尖锐的意见。现在做了议郎，正好在其位谋其政，抓住机会给朝廷提了不少意见。

当然，这些意见大多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毕竟大汉王朝的体制过于复杂，绝非区区一个议郎可以轻易改变。但曹操并不介意。听不听是你的事，说不说是我的事，我必须尽自己的职分。更何况，万一成功了呢？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曹操检举揭发了一起特大贪污腐败案件，居然成功了，汉灵帝高度重视曹操的意见。但也正是这个案件，让曹操对中央彻底绝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老百姓编了很多歌谣讽刺贪官污吏。举个例子，当时四川境内有个儿歌：“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汉书·南蛮传》）讽刺当地一个姓尹的官员，说：强盗来了，我还可以逃跑；尹大人来了，我跑都跑不了，只好拿起刀来一了百了。古时候没有微博，也不能短信群发，这种段子全靠老百姓口口相传。古人认为，这种传唱的歌谣，最能体现民间的实况。在缺乏民意表达机制的情况下，采集歌谣，是君主了解底层民意的重要渠道。汉代有“采风”的制度。“风”，就是反映地方风气的歌谣。君主会定期派人到各地搜集歌谣，记录成文，谱写成曲，在宫廷演唱，以此作为调整施政方针的依据。

汉灵帝听到了“尹来杀我”这首歌谣之后，就下诏：“你们下去调查一下，哪些官员被老百姓编歌谣讽刺了，统计一份名单报上来，朕要把这些贪官污吏全部罢免。”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当时汉朝的朝廷，已经从上到下烂透了。汉安帝时，朝廷曾派八名中央巡视员，给他们每人配了一辆公车，到地方巡视检举贪污腐败。七名巡视员都坐车走了，只有一个叫张纲的巡视员，停留在首都洛阳城不走，还拔出斧子把车轮砍下来埋了。别人问他为何如此，张纲正色答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最大的贪污腐败，就在这座洛阳城里，我去地方巡视，有什么用呢？

汉安帝时代尚且如此，汉灵帝时代更是每况愈下。汉安帝时，好歹还有张纲这样的角色；汉灵帝时，领受诏书、负责采集歌谣调查贪污的两个人，一位是太尉，一位是司空，都是宰相。而这两位宰相，本身就是贪官污吏在朝廷之中的总代表。汉灵帝派这两个人负责此事，后果可想而知。

在一个体制已然彻底腐败的情况下，任何反腐败的行动，都会成为新一轮腐败的由头。太尉和司空借这次行动，大肆收受贿赂、中饱私囊。他们宣布：被老百姓编歌谣讽刺，没有关系。只要给我们俩交够了钱，你们的名字就可以从这个黑名单中画掉。

贪官污吏，当然有的是钱，而且只要保住官位，钱可以再来。所以他们纷纷忍痛割肉，吐出嘴里的赃款，去孝敬太尉、司空这两位巨贪。

这样一来，贪官污吏的名字都画掉了，黑名单变成了一张白纸，皇帝下发的任务和指标完不成了，怎么办呢？

这可难不倒太尉和司空。他俩找了许多穷苦边郡的清官，这种人一穷、二白、三没有后台。这两个贪官头子把清官们的名字写在贪污黑名单上，报给皇帝，声称这就是被老百姓编歌谣讽刺的贪官。

太尉、司空，都是三公，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居然公然贪污腐败！曹操身为专司弹劾的议郎，当然不会放过他们。三公除了太尉、司空，还有一个司徒，名叫陈耽，此人倒是一个正直的人。曹操就和陈耽联名上书，检举揭发太尉、司空贪污腐败的犯罪行为。曹操和陈耽的检举信中说“公卿所举，率党其私”，太尉、司空的自己人贪污腐败的，一个都不在黑名单上。“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抓起来的都是清白的凤凰，真正的恶鸟全给放走了。（《后汉书·刘陶传》）

这封检举信因为有司徒的参与，所以顺利交到了汉灵帝的手中，引发了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汉灵帝对太尉、司空进行了口头批评。

第二个结果，与曹操一起上书的司徒陈耽惨遭杀害。太尉和司空被汉灵帝批评之后，对陈耽深恶痛绝，立刻反攻倒算。陈耽惨遭诬陷，被捕入狱，最终被折磨而死。曹操呢？区区一个议郎，六百石的小官，根本不在大佬们的眼里，所以居然侥幸逃过一劫。

这件事情带给曹操的触动非常之大。

《三国志》注引《魏书》说曹操从此以后“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知道汉朝的体制已经烂透了，无法在内部进行改良，汉朝的皇帝居于群小的包围之中，无法扶持，便再也不在汉朝天子身上浪费感情了。

这次事件，在曹操的传记中轻轻一笔带过，在他后来文治武功的显赫人生之中，似乎只是不起眼的一件小事。但我们千万不可低估人生早期经历对一个人的深刻影响。曹操绝非生来就是乱世之奸雄，只要世道还算清平，他何尝不想当个治世之能臣？曹操的道路，固然是他自己选择的，但自主选择的背后，未尝没有时势的助推与逼迫。这次上书，就是曹操人生的一个重要分岔口。

所以，后来曹操不通过辅佐皇帝的方式进行改革，而要大权在握，挟天子以令诸侯，完全架空皇帝，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最终落下一个“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千古骂名。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这是因为曹操对辅佐中央，早就已经丧失了信心；对汉朝的体制，早就已经寒透了心。

中央既然没有了出路，曹操就把心思转向了地方。他想找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做一个太守，布政施教，保一方平安。但议郎是六百石的小官，地方太守是二千石的高官。如果像现在这样按部就班慢慢熬，估计熬到花儿都谢了，也难以看到希望。有没有非常规的升迁办法呢？当然有。在汉朝，升迁最快的办法，就是立军功。如果能够一战成名，不要说做个太守，就算封万户侯都不在话下。

可惜的是，此时的东汉虽然腐败，天下倒还算太平。除了偶尔在西北边陲与羌人打打小仗，并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也就没有立功的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给曹操送机会来了。

天下皆王土，欲避无可避

1977年，安徽亳县元宝村出土了曹操宗族墓葬群，包括曹腾墓在内的一批墓葬重见天日。其中一座公元170年入葬的古墓中，发现了一块砖，砖上刻有文字。其中四个字是：“苍天乃死。”

十四年后的公元184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终于再也忍受不了了。他们在头上扎着黄色的头巾作为标志，公然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1]在各地同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一上来就呈现出燎原之势，震动了整个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