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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统发生语言学 建立语言关系（第2页）

浊塞音变成清音（例如，[b]→[p]）；

浊音送气音变成简单浊塞音（例如，[bh]→[b]）。

这一系列被称为格林定律的变化是一条普遍原则，能够解释为什么大量德语单词的形式不同于其他印欧语系语言。通过对该法则的进一步修正，一些明显的例外也被迅速囊括进来。但总有一些单词“拒不服从”，如表3所示，表示同一个单词的古英语和梵文形式不同，可以看出古英语中的t或d其实源自t。

表3　“变成”一词的梵文与古英语单词形式对比

同一个单词，为什么原先的t在某些形式中如预期一样变为t，而在其他形式中却变成了d？从适用性来说，这一发音变化是非常规的，只适用于部分词汇。

语言学家卡尔·维尔纳（KarlVerner）给出了一种解释：t变成t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t不位于句首；（二）其周围音节为浊音（包括元音，鼻音，[r]，[l]）；（三）原重音不在前面音节。维尔纳这一解释的关键之处在于对原重音的考量。表3所列梵文单词中的重音位置则是另一回事了。

维尔纳的解释解决了格林定律存在的明显问题，看似不过细枝末节，在当时却至关重要。针对格林定律中发音变化反复无常的特点，维尔纳大大降低了这一概率。他指出发音变化总是会遵循一定规律，即便有所例外也是互不相关的变化各自作用的结果。

语音变化的这种无例外性原则成为语言历史研究的基础。随后几年，美国语言学家莱纳德·布龙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指出：无论是印欧语系那种语言体系完整、拥有书写文字历史的语言，还是阿尔冈昆语系（Algonquianfamily）那种没有书写文字的语言，这一原则全都适用。这一激动人心的发现使得这一原则进一步得到了强化。近期，在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同样发现了这一规律。澳大利亚土著语是帕马启恩永甘语族（Pama-Nyunganfamily）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语言号称有让语言比较方法全部失效的历史。

现代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种发音法则贯穿其中，毫无例外。这一说法似乎颇有神秘色彩，但威廉·拉波夫（WilliamLabov）在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城市居民发音变化的研究为其注入了更多实质性内容。简单来说，拉波夫发现：除去地理因素，大量发音变化与一系列社会因子相关。他的研究还清晰表明，发音因素与年龄明确相关。从本质上来看，可以通过追踪代际间单个发音因子变化来观察发音变化过程。这一发现加上人们对发音变化中语音和感觉因子鉴别力的提高，使得这一规则的可信度更高了。

语言变化与语言间关系

这一切跟我们关心的问题关系何在？答案分为两方面。一方面，语音变化的产生虽有规律，其发生率却不可预估。同诸如词形变化、句法变化、语义变化以及词汇变化等其他语言变化一样，这也是语言多样性产生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要评估一组不同语言从同一语言发展而来的可能性，即其是否具有历史相关性，发音变化也提供了一种方法。

推论如下：如果说一组不同语言代表同一祖先的不同发展分支，那么其中每一种都应该代表这一祖先受一系列常规变化影响的结果。生物演化亦是如此。物种虽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但由于后续基因突变不同最终会形成不同物种。当然，源语中的某些单词可能会消失或者通过借用外来词被其他单词替代，但这种变化起码在可控范围内（或者至少被我们牢记在心）。语言变化的常规性允许我们将每种语言都视为源语的系统性变形，这是由产生这种状态的特定系统性过程决定的。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源自同一祖先的每种语言都代表着源语的一种变化。

以此为基础，在一组源自同一祖先的不同语言中，对应单词之间的不同（以非发音变化为模板）同样应该呈现出系统性：不同系统变化结果之间的不同。也就是语言对比研究的基本方法——比较法。

简单来说，要想比较一组（或更多）语言来确定其是否相互关联，应该从两种语言中抽取大量单词样本，以判定是否存在系统性相似。例如，对比拉丁语和英语就会发现大量单词的区别在于拉丁语词汇含p、t、c（c=[k]），而英语词汇含f、th、h。以此为依据可以认为，先前这些单词的同一位置发音相同，都是[p]、[t]或者[k]。要注意，我们做出这一推断并非因为拉丁语要比英语“古老”得多，而是因为众多古代和现代语言（如希腊语、梵语、俄语）的证据显示，应该如此解释上例所涉及的语音变化。

因此可以假定单词“father”中的f原始发音为[p]，并将这一重构发音记为*p（当然我们无法确定其准确音值）。在历史语言学中，若某个音或单词前面带星号（*），则表示这是基于相对证据重构而非直接观察的结果。在语言学的其他领域，星号还经常被用于表明一组单词在当前语言中并非语法完整的句子。第六章对句法功能的讨论中将会出现这类星号。

现在可以确定，拉丁语将*p以[p]（如“pater”）的形式保存下来，而英语在其对应单词“father”中将*p转换为[f]。我们越是能够在源语的基础上解释对比语言中大量词汇形式的独特变化，就越能证明二者是相互联系的。

这一论述的逻辑其实以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以及随后的语言学家提出的“符号任意性”为基础。除去一小部分拟声词（例如动物叫声），绝大多数单词的形式与其意义无关。“树”在英文中叫“tree”，在芬兰语中被称为“puu”，但这两个单词的所指没有任何差别。不同的语言对于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的说法是很正常的；但要是反过来，意义相同（或相似）的单词形式上也有系统性联系，那就得好好解释解释了。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其中一种语言仅仅是从另一种语言那里借用词汇（或者是二者都从第三方借用）。还有一种可能性，也是我们感兴趣的地方，就是这两种语言都由同一共同语发展而来，并且共同语中的单词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变化，最终形成上述两种语言。能排除越多单词借词的可能性，就越能证实语言间的常规联系，也就越能说明二者的相似性来自历史关系。事实上，对于外部历史已无法考证的语言，这也是能证明其历史关系的唯一科学办法。

要确保这一说法逻辑完整，关键在于两种语言间相关性是否呈现系统性。要证实语言A和B源自同一祖先，就要证明两种语言中大量存在可追溯至同一形式的表述。这些相同形式都来自其共同语，并经历了一系列常规变化。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总是会被其他因素干扰，做到绝对确定是奢望，但获取压倒性优势却并非妄想。目前很多被广泛认同的语系就是这种情况：印欧语系与其分支日耳曼语族、意大利语族以及斯拉夫语族等，还有南岛语族、乌拉尔语族以及其他。还有一些语系，关于其是否存在仍然富有争议，原因就在于这类“铁证”仍然很少。所谓的“阿尔泰语系”（Altaicfamily）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这一概念成立，阿尔泰语系将囊括突厥语、蒙古语以及满-通古斯语族（使用地区为东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虽说其中每一种分组都自成单位，清晰可见，但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却很模糊，这些语言均来自同一共同语的说法也并非板上钉钉。

在此需要再次强调，比较法的运用确实是建立语言间联系的唯一科学方法。即便方法正确，仅凭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基因仍然不足以判断语言关系，上文提到的匈牙利语和诺曼法语就是例证。其他诸如寻找类似句法规则或单词形式的对比也不足以成为有力证据，因为在没有共同祖先的语言中也可以轻易找到这些相似点。若要论证“阿尔泰语系”的存在，不能仅靠指出其三大构成语都重后缀轻前缀、都使用元音和谐律（一个单词中所有元音某些特性须保持一致）等规律了事。不同于单词形式（本应该是任意的）间的系统联系，这种宽泛的结构平行对于建立语言间共同起源关系并无助力。

虽说比较法是证明语言历史关系的一大利器，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却障碍重重。研究者必须确保他们处理的皆为真正的传承词，而非借用词汇。还有那些形式比较固定的词汇也必须排除在外，比如育儿词汇、拟声词以及其他类似的词汇。这些词汇在不同文化中的形式都相类似，但其原因与共同遗传并不相关。

这类词中最常见的是“父亲”“母亲”这一组出现在儿童早期语言中的词语，其形式部分取决于儿童早期的语音能力。虽说类似“妈妈”“爸爸”这类词出现在很多不相关的语言中，但它们并非完全保持一致。有趣的是，在一小部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历史联系的语言中，这组单词的意思完全相反。例如，格鲁吉亚语中“mama”指“父亲”，“deda”指“妈妈”。但就算发现被比较的两种语言中“mama”都指“母亲”（或父亲），也并不代表二者之间有联系。

很显然，对于要研究的语言需要严格把控，以便明确具体的比较内容。很多错误提议之所以构思不当，就在于提出议案的学者受到误导，没有充分理解研究系统，将苹果和橘子胡乱比较。

同时还须警惕语言之间的偶然性相似。现已消亡的澳大利亚语言“Mbabaram”中，读音为[d?g]的单词就是英语中的“dog”，但该语言与英语没有任何共同祖先，也不存在借用。“Mbabaram”中的[d?g]不过是原始形式*gudaga经过常规发音变化的结果。

即便一切操作都准确无误，对比研究有时也无法得出确切结论。语言在发展历程中会经历流失、替代、重建，随着时间流逝，同一语言的两大分支语言间的共享词汇（形式有变化）会不可避免地减少。目前的估算显示，任何两种源自同一共同语的语言在经过8000年的发展变化后，二者间的系统性相似点将不复存在。虽说具体的时间期限很难确定，但相比于语言起源的10万年或更久之前，这一时间点毫无疑问离现在更近。因此，即便所有现代语言都确实源自单一“原型语”，我们也可能永远无法证实其科学性。

不论是从语言关系还是从语言定义的连续性来看，语言定义都有一个历史维度。探索语系的深度和广度虽对量化语言数目并无益处，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语言的多样性。无论过去多种语言的历史如何，现代世界的状态表明，这一切或将立刻终止，语言大消亡即将到来。这就是第四章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