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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论 人类语言的统一性（第1页）

第八章结论：人类语言的统一性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语言呢？基于语言的不同定义，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分别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是众说纷纭，各有道理。然而，诺姆·乔姆斯基（Noamsky）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答案，并且这个答案还相当惊人：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所有语言应该都基于同一模型。火星科学家可能觉得人类语言只有些许不同，将其归为一种是理所应当的。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细枝末节的差异，而非大量存在的相似，因为我们会不自觉地将这些相似都看作理所应当。毫无疑问，青蛙看同类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但如果我们想弄清楚人类自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就必须换一种不同的视角，其实也就是研究人类的火星人的视角。

乔姆斯基所指的“语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本书中多处将语言问题同相关生物问题进行类比，现在我们还是从生物学家的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要问世界上有多少种人类视觉系统，答案可能是“近70亿种”（地球上每人一种），也可能是“一种”。

现代人类的视觉系统有一系列不同特征，包括晶状体的精确结构、视网膜上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的分布、视觉敏锐的中央凹和相对较弱的盲点区域、视神经投射到大脑相关区域的方式、皮质功能的不同区域、根据视网膜细胞的活动模式来获取外界信息的方式等。其中，有些是自胚胎时期就发育的生理结构，有些是生命早期开始的神经发育，而剩下的都是基于先前视觉经验形成的大脑皮层活动模式。然而，所有这些都受基因控制，最重要的是全人类的视觉系统基本都是这样。

个体的视觉经验千差万别，这可能会以我们理解某些刺激的方式来影响视觉处理过程。例如，视觉处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识别人脸，但这个能力严重依赖于经验。事实上，识别人脸的能力与语言能力的发展是类似的。研究得知，六到八个月大的婴儿能够发出并识别一系列声音（包括其照顾者没有发出过的声音），但到了一岁的时候，这种能力会显著下降，婴儿只能识别所习得语言中的主要声音。同样，六到八个月的婴儿能区分不同猕猴的面孔，但除非一直定期让他们看猴子的照片，否则等到了九个月大，他们就不再拥有这项能力了。

从生理上来说，有的人虹膜是蓝色，有的人是棕色，还有的人两只眼睛虹膜颜色不一样；有的人视力就是比其他人要强。动物实验显示，只要将“视通路”接入大脑其他区域，视觉处理便可以就地发展，而非固定在其通常位置。举上述所有事例并非要证明视觉系统千差万别，而是要强调在不影响整体功能的前提下，原本基于基因、相对统一的系统会由于外部环境和个人经历的不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表型差异。

同样也可以说，一方面，在人类社会中，基于生理系统的语言能力本质上统一不变，但由于具体环境和经验不同，不同个体间语言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经验相似的个体，其语言发展的路径会大体相同：我们认为正是这些宽泛的可比较的发展路径最终导致世界语言各不相同。然而，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他们全都基于同一根基。除去病理情况，不管孩子来自什么语言背景都会习得抚养人所说的语言，而非孩子的生物学父母所说的语言。

另一方面，若真如第六章所说，任何两个个体之间的语言知识一定会有所不同，那么，世界上将会存在70亿种语言（要是再把多语制考虑在内，数量可能更多）。但很显然，与其他物种的语言能力相比，人类语言能力的统一性更加重要。

其他物种的“语言”与人类语言大比较

一眼望去，世界语言何其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若从交流系统这个宏观视角来看，很多系统之间都是大同小异。人类语言与其他物种的交流行为在以下多个方面存在根本性区别。

其他动物的交流行为全都基于固定的信息，本质上仅限于对当前（此时此地）状态的回应。具体到某一物种，信息来源就更有限，一般不会超过几十种，并且不能相互组合来表达新的意义。所有人类认真研究过的物种概莫能外。

动物的交流系统不存在个体差异，不因动物经历不同而有所变化，这就意味着这种交流体系是天生的，而非后天习得。虽说在某些情况下，基于特定条件对具体信号会有些许“微调”。比如一些鸣禽（目前最强有力的例证）、蜂鸟、鹦鹉以及其他少数几种鸟，都有出现后天习得的情况，但其交流体系在本质上仍然是固定的。

把人类语言的最基本属性和其他物种的交流系统相比，也仅仅呈现出一种广义上的相似性：语言深深内嵌于人类的生物体系中，正如其他动物的交流体系也是其生物性的组成部分一样。人类语言是后天习得的，这意味着对特定的儿童来说，在限定空间的前提下，其语言能力发展会受到经验的影响。动物界唯一与此类似的是鸣禽，其他多数动物包括所有灵长类动物之间的交流都是天生的，不依赖经验，而是以固定方式进行。

其他动物的交流内容固定且范围有限，但人类语言的表达范围却广阔无边、包罗万象，即便是鸟鸣也无法与之媲美。对那些能习得多种不同声音的鸟类来说，其歌声的表达内容也固定不变。即便像夜莺（新疆歌鸲）那样可以唱几百种不同的歌曲，但无论唱哪一种歌曲，它们的目的都一样，都是捍卫领地并吸引异性。

除了表达范围不受限制，人类语言的不寻常之处还在于其自发性，这主要由大脑皮质中枢控制；相反，其他动物（可能除几种猿类之外）的交流信号都非自发，属皮层下控制。

更具体来说，人类语言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信息可以通过离散元素整合而来。在其他物种的交流体系中，几乎未发现任何有意义的组合。对它们来说，其灵活性主要是通过改变信号自身某些方面的属性来实现，如著名的欧洲蜜蜂的“舞蹈”[1]。

人类语言还有一个重要特性经常被低估，查尔斯·霍克特（CharlesHockett）称其为“语言二重性”。第七章已经提到，个体无意义的声音（或手势的组成部分）通过语言的音系系统组合形成有意义的词汇。这绝非华而不实的装饰，正是因为有了音系结构，长单词的出现才成为可能。如此一来，单词不需要独立形状，可以用有限元素的系统组合代替语言的整体性不同。因此，要想了解语言的发展演化，除了了解其语法，了解音系特征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任务。

此外，词汇还有内部结构，部分形态对应部分意义（基于特定语言的形态组合）。这些词汇通过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系统（句法），以递归、层级的方式组合成短语、从句和句子。

我们在第七章已经看到，语言的这种组合性特征在口头语言中普遍存在，ASL之类的手势语言也不例外。这同样也体现了语言的二重性：个体无意义元素通过一种系统组合成有意义的手势，这些手势再通过另一种系统以递归、层级方式组合成更大的结构。因此，通常意义上来说，这种结构是人类语言的共性，而不仅是个别语言更不是口头语言的特点。

在这里，我无意冒犯去世的鹦鹉亚力克斯，黑猩猩华秀和倭黑猩猩坎兹，但凡是真正具有人类语言特性的系统，它们都没学会。当然，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论断并非没有争议，但要在这里详细为其辩论，我们就要离题万里了。读者若有兴趣，可参见参考文献（Anderson，2004a）。一言以蔽之，没有证据显示其他动物拥有人类的认知能力，可以习得并使用人类语言的特有系统：一种以递归、层级的句法结构为基础的离散组合系统，该系统拥有两套独立的系统结构，一套用于完成意义单位的组合，另一套用于将这些意义单位组合成完整信息。

不过，我们也根本没有理由期待其他动物能习得人类语言，就如同我们没有理由期待自己可以像蝙蝠那样靠发送声波、听取回声来捕虫一样。无论是语言能力还是捕虫能力，二者都是基于生物物种本身的，一旦跨越物种就都很难取得成功。

通过与斑胸草雀、蜜蜂、海豚或其他非人类物种的交流体系对照，我们发现人类的语言体系并非单纯的刺激反应系统。得益于具体的组织结构特征，人类语言表达范围无穷无尽，包罗万象。目前在自然界的其他交流体系中还未发现此类特征，人类语言尤其是句法的组织体系在动物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人类的语言官能

相较于人类与其他动物交流能力的差别，人类各种族间语言（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手势语言）的整体结构和本质特征差别不大。不过，要想维护乔姆斯基“只有一种人类语言”的观点，我们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呢？

同其他动物不同，人类可以习得一系列语言。确实，正常家庭的聋人宝宝案例显示，即便缺乏相关经验，语言习得的动力依然十分强劲。将语言发展类比为一种成长过程可能更容易理解（就像男性在儿童时期喉头初现，到青春期继续发育一样），这个过程与学习微积分或是双簧管不同。

那么，我们出生时自带的系统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曾在第六章讲到，个人的内化语言（语言知识）由两部分组成。我们了解的那部分源自一系列语言共通的原则，比如控制代词释义的原则（暂定为原则6），而剩下的那部分涉及语言各个不同方面的具体选择，即不同参数。原则和参数相互结合，其不同组合决定了自然语言的种类，因此也可以说其代表了人类语言官能。

这个观点显然具有误导性，会不时引来争议，语言学界也只有一家学派对此情有独钟。设想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多种语言间毫无共性可言，也就意味着跨语言的有效原则集合为空，对任何内化语言来说，都只要考察其可能变量参数即可。语言共性和差异的逻辑之分仅仅是为了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而非一个实质性的实证观点。我们会好奇，这样的语言研究会产生什么结果？能否引导我们发现具有实质内容的语言原则，并缩减参数，限定其对应值？

评估语言共性问题时，我们总会自然而然去找那些适用于所有语言的特征。因此有人主张：只要能找出一种不符合某个特征的语言就可以否决相关提议。然而，如此论证其实是对语言官能本质的一种误解。所谓语言官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习得并运用某种特定体系的能力。这个体系就像一个工具箱，可以提供无限可能供语言选择。很显然，并非每种语言都需要涉及全部的可能性。

若某些语言没有表现出某种特征，亦即没有利用语言官能提供的某种可能性，这本身并不能表明该特征不属于语言的本质，当然也无法说明该特征不属于人类的普遍能力。与南部非洲科瓦桑语（KhoiandSanlanguages）相比，有些语言中不存在嗒嘴音（吸气辅音），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音特征（与打嗝或大笑不同，它们从来就没有在语言发音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属于所有语言共有的可能性范围。同样，若某种语言中的特殊疑问句不需要将疑问词前置，也并不是说这个语言共有特征是错误或者无效的。

现在假设，语言学家调查发现了一组跨语言通用原则，还有一系列不同的参数，那这个理论体系就可以被视为人类语言官能的一种特定表征。语言学研究的一大争论点就在于到底要发现多少原则，提供多少可能的参数，才能在整体上保持正确同时又不至于偏离语言领域。换言之，语言官能和语言之外的能力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有所重合？有人指出，若某种官能能够在语言和其他体系中“身兼二职”，那这部分内容就不能归入语言官能。照着这个思路，要是能够证明语言的所有方面都与其他事物相关，就相当于证明了所谓语言官能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个假命题。

如此论证貌似无法使人信服。当然，“关于语言的科学发现中有多少与本领域相关”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有意义。但即便我们确实证明人类发展和使用语言的能力完全与其他认知系统是杂乱混合的，也无法证明研究语言官能的属性毫无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的语言能力在动物界是独一无二的，对其属性进行研究是值得的。

另外，即便某些器官除语言之外还有其他功能，其具体形态也还是受到了语言功能的影响。这一点在支撑语言表达的生理系统中显而易见。声带的所有部分同时也是其他系统的组成部分，用于支撑其他诸如吃、喝、呼吸之类的功能。然而，这些结构呈现出的具体形态是深受语言表达需求影响的，而不仅是为了满足其他功能。

人类喉结位于喉咙下方，导致口腔和咽腔长度和形状相应发生变化，这对大量快速有序发声极其有利。但从其他功能来看就没那么有利了，这会极大增加噎住的风险（相对于其他灵长类动物来说）——这是引起人类死亡的一大原因，但对猿猴来说却不是。虽说还有其他功能，但人类声带形态形成的部分原因在于满足其发声功能。仅仅因为它还具备其他功能就将其排除在人类语言官能范畴之外就大错特错了。

毫无疑问，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其他“身兼数职”的人类能力。不管是体能上还是认知上，语言官能必然在某些方面对其产生影响，以使其除适应人体原本功能外还能适应语言赋予的新功能。

寻求语言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