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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第2页）

天津市公安局专案组人员很热情地为二人倒茶，却有些为难地说：“真对不起，这是首长交办的绝密案件，非专案组正式人员，是不能查看的。”张、吴二人听罢，不便强行，只表示愿意继续协助专案组人员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此后，天津市公安局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将专案人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继续负责天津方面有关线索的侦查，另一个小组则到北京，对弗利是否曾在协和医学院任职一事做进一步核实。同时，对当年由瑞士人在中国开办的百利洋行北平总行是否染指了“北京人”一事做一番查询。

天津专案组人员来到北京，住进当时公安人员常住的崇文门宾馆。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查访，终于从别的渠道查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威廉·弗利确实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只因他工作的时间较短，加之他当年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上尉军医，故没有引起，也不可能引起像林巧稚、张孝骞、钟惠澜等人的注意。同时，他们经过查证，弗利其人确实是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兵营的分队长兼军医，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被日军俘虏，也属事实。

但天津专案组人员在对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的调查属于异地办案，而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又是涉外机构，因而无法看到档案，使查证工作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鉴于此，天津专案组人员只好又找到张森水，希望由他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出面协调，请北京市公安局介入此案。因为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属于北京市管辖范围，若是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办案，许多疑难问题解决起来会顺利得多。

张森水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也很有意义。在中国办事情，只要有了某个领导的批示，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其成功率也会高得多，而且领导的权力越大，办起事情来就越容易。失踪几十年的“北京人”之所以几经周折，又在这个时候提到国家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来并设专案组立案侦查，就是因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做了专门批示。如果北京方面也有一位掌实权的领导人对此做个专门批示，北京市公安局肯定也会积极投入到这个案件中来。那么，到底去找哪一位领导出面合适呢？

张森水首先想到一连串北京市委领导人的名字，但作为一个青年科学家，只顾埋头搞自己那一份科研，对领导层既不熟悉，也从无来往。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一个人，这便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

因张森水是裴文中的学生，在以往的日子里，裴氏曾多次带他到郭沫若家中谈及学术方面的事情，故张与郭算是有点交情。张森水想，如果自己以学生的身份去拜望郭，然后随便再谈谈此事，或许会得到对方的支持。一旦郭沫若出面说说话，找有关方面协调，那么北京市公安局介入此次“北京人”的查找，应该可行。

于是，一心想尽快找到“北京人”的张森水，很快将天津专案组北京小组的请求向研究所一位革委会负责人做了汇报，并谈了自己打算找郭沫若出面帮忙的设想。这位革委会负责人听罢，却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郭老可不是谁都可以打扰的。”

张森水见革委会负责人如此胆小谨慎，便强调说：“裴先生曾多次带我去过他家，我以学生的身份去看看他，是完全可以的，我相信郭老也是会答应的。”想不到这位负责人沉默了一阵，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不行，你的想法不可取。此事关系重大，还是由你先写个报告交到所里，再由所里向科学院报告，最后看院里如何处理吧。”

天津巴斯德研究所旧照

面对此言，张森水只好回到办公室，认认真真写了一份报告，然后交到研究所领导手中，再由研究所呈送中国科学院。遗憾的是，仍处于“文革”风暴中的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者，大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无力落实此事。而那些掌实权的领导者，自然不会过问此类“闲事”，因而张森水写的报告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北京方面的查找，也就不了了之。

而天津方面的调查，进展还算顺利。在弗利提供的三条线索中，其中一条是他将一个军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分行。经专案组调查得知，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确实做过一些倒卖文物的生意，染指“北京人”之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专案人员在调查中，与之相关的人员却一口否认他们曾经收到过弗利送去的军用提箱，更没有见到过什么“北京人”化石，甚至有人还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弗利这个所谓美国人。

弗利提供的第二条线索，是说他将一个军用提箱放在法国人开办的巴斯德研究所了。经专案组对原巴斯德研究所的部分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也未找到可靠的线索和依据。正当一筹莫展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有人提供了一个中国女人的线索，说这个中国女人当年曾是巴斯德研究所所长最宠爱的情人，很可能她知道有关箱子的情况。

天津美国兵营中的美兵正在集合（天津自然博物馆提供，以下涉天津旧照同）

于是，专案组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原巴斯德研究所所长当年的这个中国情人，而后通过多次追问，这个“情人”终于吐露了真情：她当年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确实相爱，并且也认识弗利这个美国军官。就在1941年12月6日，她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以及弗利三人，还在北平北海公园游玩过一次，直至深夜才赶回天津。但第二天一大早，美国海军驻天津兵营就突然被日军包围，接着弗利被俘，之后她便再也没见弗利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有过接触，更没见过所谓送来的军用提箱。

所长情人的意思很清楚，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天，他们和弗利都在北平北海公园游玩，而装有“北京人”的箱子这时要么还在秦皇岛，要么还在秦皇岛至天津途中，弗利手中是不可能有箱子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弗利当即被俘，而被俘后的弗利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同样也就不可能拥有箱子。因而她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都没见到过弗利送来的箱子，自在情理之中。但，所长情人没见到弗利送过箱子，并不意味着弗利没有送过箱子。因为据弗利后来所说，他被俘一个星期后又被放了出来，他是在被放出来之后将箱子转存到巴斯德研究所的。可专案组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还是没有在原巴斯德研究所找到弗利所说的箱子。而弗利当年是否就一定把箱子存放在了巴斯德研究所，也缺乏可靠的证据。

弗利提供的第三条线索是将另两个箱子交给了他最信赖的两个中国朋友。专案组人员通过四处调研，八方查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弗利说的那两个他最信赖的中国友人。这两个中国友人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当专案组人员找到他们时，这对夫妻早已离婚多年，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人揭发，说他俩当年里通外国，与美帝国主义有勾结，故被打成了反革命。于是，一家人从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女的离异后回到上海老家定居，男的则被押到了四川某劳改农场服刑，多年来彼此已没有任何来往。

专案组人员分别赴上海和四川某劳改农场调查，从双方的供词中得到证实，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这对夫妇和弗利确实曾是好友。而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的一天，弗利也确实曾将两个箱子送到他俩家中，拜托他俩一定好好代管，等将来战争结束后再归还给他。

但是，这对夫妇却一口否认箱子里装有什么“北京人”化石，而是说这两个箱子一个装的是医疗器械，另一个装的是弗利的衣服和一些中国古董瓷器，此外还有500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弗利回到了美国，不久便来信谈及两个箱子之事。后来取得弗利本人的同意，箱子里的古董瓷器和500美元，由天津领事馆拿走了，其余衣物之类的东西，则由他俩给变卖了。

专案组人员对这对夫妇采取的是“背靠背”的办案形式，即分别关在一间屋子审问。结果是，两人的说法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他俩虽然确实曾为弗利真诚而精心地代管过两个箱子，但箱子里装的东西，却不是“北京人”。而这对男女离婚后分处异地，且多年没有来往，不可能存在相互串供的问题。

专案组再度陷入困境。之后不久，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北京人”下落一案，宣告流产。

然而问题是，弗利当年留在中国友人家中的这两个箱子早已事过境迁，他为什么还声称要前来中国寻找呢？他执意要来中国寻找的，究竟是什么？莫非其中真的隐藏着什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