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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穷追不舍(第2页)

“要说的,我已经说过了。”

松桥上尉一仰脖子,咕噜灌下一大口咖啡,突然板起面孔,改用日语说了声刺耳的“再见”,起身疾步离开了咖啡馆。

几天后,四个日本宪兵一大早便来到裴文中家,先是一番审讯,而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忽然咆哮道:“拿出来!”

裴文中不解:“拿什么出来?”

“装什么糊涂,居住证!”

裴文中这才明白,原来日本宪兵今天“登门造访”,是来没收居住证的,其目的是要控制自己的行动。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北平,如果没有了居住证,不仅不能出城,甚至连上街都是件困难的事了。既然日军专门为此而来,裴文中只好将居住证交出。军官模样的人警告了几句只许在家老老实实待着、不许乱窜乱跑扰乱秩序之类的话,率领同伙匆匆而去。

此后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日本人找过裴文中,也没有日本人向他提起过“北京人”的事。正当裴文中心中纳闷期间,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据裴文中后来回忆说:

在此期间,有人告诉我,在北京的日文报纸以及日本的两家大报上,都在第一版用大号字登载了“北京人”失踪的消息。消息的大意是:“北京人”的重要标本,原存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的保险柜中,但是日军接收时保险柜内却全换成了石膏做的模型。据他们所知,这些标本是中国的财产,不许运往外国,但是美国人不顾信义,将这些标本偷偷地运往美国了。

裴文中报告

对于这条消息,裴文中希望其真,又不敢完全相信,但不管是真是假,“北京人”的事,日本人大概不会再找自己的麻烦了吧?

转眼到了1941年年底,协和医学院被日军改成了伤兵医院,美国的星条旗已不再是协和医学院的保护伞,全体员工被发薪遣散,新生代研究室也随之瓦解。

大名鼎鼎的裴文中,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出乎裴文中意料的是,日本人不但没有减轻对他这个无业游民的“关照”,反而格外“重视”起来。无论裴氏走到哪里,身后总有日本特务对他暗中盯梢。不管裴文中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双双像枪口样的眼睛“瞄”着他。此外,一顶“重庆派来的政治工作人员”的帽子,也像一座小山似的压在他的头上。几乎每时每刻,日本人都可以随便找出一个理由来折磨他、刁难他。如此几个星期过去,生存问题成了裴文中最为头痛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经过多日的奔波,裴文中总算在北平师范大学地质系谋到了一份教书的差事。在名义上,裴是地质系特聘教授,但实际上属于临时工性质,一个月的薪水只能买回二十公斤玉米面。一个有五个孩子的七口之家,靠二十公斤玉米面如何生活?裴文中只好让夫人去买最廉价的混合面吃。所谓混合面,就是掺有麻袋毛、玉米皮和沙子的杂面,这种杂面比后来人们常见的猪饲料还要糟糕得多。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四亿人中就有三亿半中国人吃这种面。到了后来,随着物价飞涨,裴氏一家连这种面也吃不起了,只好过起了“君子常当当”的生活。先是当衣服——冬天当夏天的,夏天当冬天的。后来,连家中一件像样的会客衣也当掉了。再后来,红木圆桌被卖了,祖传手镯被卖了,连抽屉上的拉环都被卸下来换成了黑面窝窝头。然而一家人的肚子,依然瘪得像泄气的皮球。本来就不修边幅的裴文中,更像一位地地道道的苦力,甚至街头乞丐。

据裴文中回忆说,有一天中午,他正在细细品味夫人费尽心思熬出来的半碗玉米糊糊,突然“当”的一声,一颗假牙的牙渣从嘴里掉了出来,这是在法国留学时镶的一颗金牙。他先是一惊,继之高兴得手舞足蹈,禁不住脱口而出:“金子,这是金子啊!”赶紧用报纸将金牙渣包了起来,然后拿出去卖旧,为全家换回了三天的口粮。只是三天过后,一家又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他和夫人只好一咬牙,把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送的一架老式钢琴也给典了出去。搬钢琴时,裴文中眼圈都红了,不是舍不得这架钢琴,而是舍不得一位外国老科学家的那份深厚情谊。

为了能多挣点钱,裴文中又东挪西借,凑了八块银洋,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白天去师大教书,晚上与人合伙出去为一些商家老板接电话、送药、打听消息、运送货物,即使寒冬腊月,也常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

后来裴文中才知道,在此期间,贼心不死的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北京人”的追寻。对此,裴文中回忆说,就在1942年8月的一天,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日本地质学家要找我谈话。当我如约来到北京饭店时,那个日本地质学家显得彬彬有礼的样子,几句闲谈之后,便对我说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教授不日要来北平,准备成立一个‘周口店调查所’,在周口店继续发掘‘北京人’,准备请你一起参加。”裴文中听罢只点了点头,没有做出半句回答。

几天之后,高井冬二带着一名日本宪兵突然来到裴文中家,一见面,便对裴文中说:“我与长谷部言人教授刚刚来到北平。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准备继续在周口店开展发掘研究工作,希望你能同我们好好合作一下。”

裴文中说:“依我现在的情况,恐怕是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高井冬二问道。

“不为什么,只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高井冬二沉默片刻,说:“当然,裴先生,你有选择的自由。不过,周口店的事情我们大日本帝国很重视呀。明白吗?很重视呀!你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想,裴先生是个聪明人,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高井冬二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见裴文中沉默不语,忽然转身问道:“裴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请便。”

“‘北京人’的下落,你究竟知不知道?”

“我早就说过了,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好!”

高井冬二不再追问什么,转身离开了裴文中家。

两天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带着几个日本兵,领着裴文中(也有人说是押着裴文中)专程来到周口店龙骨山。

面对满目荒凉、一片萧条的龙骨山,回想当年周口店轰轰烈烈的发掘情景,裴文中心如刀绞,感慨万千。他知道,科学只有在善良的人的手中,才是科学。如在丑恶的人手中,只能变成罪恶。在极度的痛苦与悲愤中,裴文中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所有提问,一概以“不知道”作答,搞得两个日本“人类学家”火冒三丈,但又无可奈何。最后,对方只得带着几个日本兵离开了周口店。

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北京活动了一个多月,其间又到周口店去过几次。但不知为什么对周口店始终没有正式发掘,也不知什么原因,再没问过裴文中“北京人”的下落。而裴氏自从被日本人弄到周口店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对“北京人”的命运又多了一份担心、一份牵挂。他想,日本人对“北京人”如此穷追不舍,照此下去,“北京人”有一天会不会落到日本人手中呢?他一时搞不清,那两个神秘兮兮的东洋“教授”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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