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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幅 心灵深处（第1页）

§第十二幅：心灵深处

1

我正在家里心情大畅地准备行装，忽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不免吃惊——门外站着我们单位的一位负责人。

那是1983年初冬。我被安排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到法国参加南特电影节。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名单是由当时的电影局长石方禹拍板的。当然，电影局还必须征得我那时所属单位——北京市文联的同意。很爽快，甚至可以说是很高兴地同意了。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北京市文联的负责人老宋却忽然到我家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我把老宋让进屋，他也不坐，看看周围，我告诉他爱人孩子还没回家，他知道家里只有我一个，就跟我说：“有个事要嘱咐你一下。”

老宋为人一贯温厚随和，但他话一出口，我不禁有些紧张了。明明头两天他见着我还提起去法国的事，只表示为我又能增加见闻高兴。他有事要嘱咐我，怎么早不说，现在风风火火地跑来说？

老宋个子高，真所谓虎背熊腰，我站在他面前，仰望着他。他十分严肃地嘱咐我：“到了法国，如果有人问到时佩璞，你要证实，他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创作人员。”

原来是这么句话。我说：“那当然。他就是嘛。”

宋老又叮嘱一句：“你记住啦？”我点头。他就蔼然可亲地说：“那好。不耽搁你收拾行装了。祝你们一路顺风！”接着就告辞。

老宋走了。我暂无心收拾东西，坐下来细细琢磨。

2

我意识到，老宋突访我家，一定不是他个人心血**。

到了法国，我应该在有人问起时，证实时佩璞属于我们北京市文联的专业创作人员。

我能证实。

想到这一点，我心安。我害怕撒谎。哪怕是为正义的事业撒谎。老宋不是嘱咐我撒谎而是强调我应该说实话。我很乐于跟任何人陈诉真实情况。

我是1980年从北京出版社调到北京市文联任专业创作人员的。直到我1986年又从那里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工作，并没有为专业创作人员评为什么一级、二级……专业作家的做法。后来时兴那样的做法，我已经从事编辑工作，未能参评，那以后到现在，我已没有专业作家的身份。但1980年至1986年之间在北京市文联任专业创作人员（也可以说成专业作家）那几年的情形，回忆起来还是花团锦簇、满心欢喜的。

那时候的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群真是老少几辈济济一堂，蔚为大观。老一辈的，有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阮章竞、雷加、张志民、古立高、李方立、李克……壮年的，有管桦、林斤澜、杲向真、杨沫、浩然、李学鳌、刘厚明……归队的，有王蒙、从维熙、刘绍棠等……新加入的，有张洁、谌容、理由等……因为人多，每次组织学习，必分组进行。我所分到的那一组，除了上面提到的某些大名家外，还有一位资历极深的老诗人柳倩，他曾是“创造社”的成员；另一位呢，跟我友善的兄长辈作家附耳嘱咐：“千万别在他跟前提到艾青！”原来艾青于他有“夺妻之痛”；再一位呢，就是时佩璞。

开始我也没怎么注意他。有一天又去学习，他恰巧坐在我旁边。他堪称美男子，头发乌黑，脸庞丰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脸庞和脖颈皮肤超常地细腻，我估计他那时怎么也有四十岁了，心中暗想，他就没经历过下放劳动吗？怎么能保持着这样的容颜？更引起我好奇的是，他里面的衣裤和皮鞋都非很洋气，可是身上却披着一件土气的军绿棉大衣，那时候可是只能从军队里得到的啊。

学习会休息期间，我们有对话。我跟他说，真不好意思，还不知道您是写什么的，是诗人吗？他就说是写剧本的。我就问他写过什么剧本？他说写过《苗青娘》，我就“啊呀”了一声。

我敢说王蒙他们可能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何谓《苗青娘》，那真是太偏僻的作品了！可我偏偏知道！

当然，我以前只知道有出京剧是《苗青娘》，并不知道编剧是谁。于是我不得不再自我惊叹，我的祖辈、父辈、兄姊辈，怎么会牵出那么多七穿八达的社会关系，竟一直影响到我，有的甚至延续到今天。父亲曾和一位赵大夫有密切交往，而那位赵大夫的弟弟，便是京剧界鼎鼎大名的程派青衣赵荣琛，因而，我们家的人，在以往的程派青衣里，也就特别关注赵荣琛。也就因此知道些赵荣琛的秘辛。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忽然有关部门夤夜造访赵荣琛家，说是对不起打搅，毛主席想听您唱戏。赵荣琛登上接他的汽车去了中南海。下车的时候，发现另有一辆车，接的是侯宝林。原来毛主席把夜里当白天过，白天是要睡觉的。进去后发现那是一个跳交际舞的大厅。毛主席跳舞间隙，再听段相声，来段京剧清唱。毛主席很亲切地接见了赵荣琛，让他坐到自己那架大沙发的阔扶手上，说你今天能不能唱段新鲜的？赵荣琛就说，那我唱段《苗青娘》里的二黄慢板吧。毛主席那时候也不知道何谓《苗青娘》，说生戏生词听了不懂，赵荣琛就扼要地介绍了剧情：此剧又名《羚羊锁》，剧中的苗青娘因金兵入侵与丈夫儿子离散，丈夫投入敌营，苗青娘后来也被掳去，在敌营她私下劝丈夫杀敌归汉，丈夫不从，还要加害于她，她就在儿子帮助下刺死丈夫，以明爱国之志。毛主席听了剧情，十分赞赏，说表现大义灭亲啊，好！又让秘书拿来纸笔，赵荣琛当场挥毫，毛主席直夸其书法漂亮，后来赵荣琛唱那段二黄慢板，毛主席就边看写出的唱词边叩掌细品。

我跟时佩璞说知道《苗青娘》，他长眉微挑，道：“真的么？”我略说了几句，他发现我非吹牛，十分高兴。我问他是否自己也上台演唱？他说当然，只是次数不多。他说曾拜在姜妙香门下，在北京大学礼堂唱过《奇双会》。哎呀，天下巧事到了我这儿真是一箩筐！我就跟他说，我哥哥刘心化是北京大学京剧社的台柱子啊，唱的是梅派青衣。他说那回他们在北大演出，前头就有北大京剧社的成员唱“帽戏”，我说指不定就是我哥哥唱《女起解》哩……我们聊得就更热乎了。

后来又有一次，学习时我们又坐一块。休息的时候又闲聊。他问我住哪儿，我告诉他在劲松小区。那时候只有给落实政策的人士和极少数加以特殊奖掖的人士，才能分到新小区里的单元房。我告诉他时不无得意之色。我分到一个五楼的两室单元。四楼有一套三室的分给了赵荣琛，刚听到那个消息时我兴奋不已。但由于赵荣琛那时年事已高，又有腿疾，拿那四楼的单元跟别的人调换到另外地方的一楼去了，我也因此不能一睹赵荣琛便装的风采。不过我们那个楼里住进了荀派传人孙毓敏，还有著名武旦叶红珠……时佩璞很为我是个京剧迷高兴，他说，原以为你只知道几出“样板戏”。散会时我顺便问他住在哪儿，他说在和平里，欢迎我有空去坐坐。他问我喜欢喝茶还是咖啡？我说当然是茶，咖啡喝不惯。他说那真可惜——他那里有上好的咖啡。他给我留下了电话号码，又说，你要来一定先打电话，因为我也许在城里的住处。他家里有电话？那时候我们住在劲松的中青年文化人几乎家里都没有安装电话，打电话接电话都是利用公用传呼电话，所谓“劲松三刘”——刘再复、刘湛秋和我，都是到楼下那个大自行车棚里去，那里有一台宝贵的传呼电话，我记得有一次因为都在那里等着别的邻居把老长的电话打完，站得腿酸，湛秋就一再问我，怎么才能申请到家里的个人电话？但是时佩璞家里却有私人电话。更让我妒火中烧的是，他居然除了和平里的住处，在城里还另有住处！当时阴暗心理油然而生：《苗青娘》的影响，怎么也没法子跟《班主任》相比啊……（那时候因为和平里在二环路以北，被视为“城外”，现是四环以外才算郊区了。后来知道，他城里住处在新鲜胡同，是一所宅院，那住所里不仅有电话，更有当时一般人家都还没使用上的冰箱等电器。）

我当然没有给时佩璞的和平里居所打电话，也没有去拜访他打扰他构思写作新剧本的想法，我只盼望下一次学习时能再跟他插空聊上几句。

但是那以后时佩璞再没有出现。我也没太在意。那种专业作家的学习会常会缺三少四，我自己也请过几次假。

当我已经差不多把时佩璞忘记的时候，在去法国前夕，老宋却突然来我家，特别就他的身份问题嘱咐于我。没得说，我一定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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