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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人秀才到封疆大吏（第1页）

从文人秀才到封疆大吏

——历任封疆大吏和宰辅的鄂尔泰

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十九年（1680）生。先人投归努尔哈赤，为世管佐领。祖父图彦突官户部郎中，父亲鄂拜为国子祭酒。鄂尔泰六岁入学，攻读四书五经，八岁开始作文，练习书法，十六岁应童子试，次年中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二十岁中举，即进入仕途。

1、封疆大吏和宰辅的作为

鄂尔泰官运的转机是在雍正帝继位之时。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被越级提升为江苏布政使，成为地方大员。雍正三年又晋升为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雍正帝觉得他仍可大用，改封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而名义上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却只管理云南巡抚事。所以，鄂尔泰在西南开始官职虽为巡抚，而实际上行使着总督的职权。雍正四年十月，鄂尔泰获得总督实职，加兵部尚书衔，六年改任云贵广西总督，次年得少保加衔，十年内召至京，任保和殿大学士，居内阁首辅地位。后又以改土归流之功晋封伯爵。同年，因清政府在西北两路用兵，他出任三边经略，赴陕甘前线督师，数月后回京复命。十三年，贵州改土归流地区土民叛乱，雍正帝以其对此经理不善，削去伯爵名号，但对他信任如故。

雍正帝死后，鄂尔泰出任总理事务大臣。乾隆间，除大学士职务以外，他又兼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管翰林院掌院事，加衔太傅，国史馆、三礼馆、玉牒馆总裁，赐号襄勤伯。

鄂尔泰历任封疆大吏和宰辅，对农田水利一贯比较重视。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察太湖水利，议修吴淞、白茆，因迅速离任而未得实现。雍正后期督巡陕甘时，规划屯田事宜，乾隆初年，巡视直隶河道，条奏开治之法。乾隆四年（1739）阅视运河河道。鄂尔泰还在地方上推行耗羡归公等项政策，注意荒政、漕运。但是这些方面都没有作出明显成绩。他一生最有意义的政绩是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雍正四年九月，他上奏折，提出推行改土归流的建议。奏折要点是：

第一、阐明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必要性。土司相杀相劫，“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解决者”。办法就是尽行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渐次禽拿，怯懦昏庸者渐次改置”。否则，不过是临事治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拟议改流的方针和方法：“改流之法，计禽为上策，兵剿为下策；命自投献为上策，勒命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者，“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养赡，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改流的策略，既要用兵，又不专恃武力，争取波及面小，尽量减少阻力，以便迅速奏效。

第三、任事大吏必秉公奋力，才能达到目的。因为变革土司这样的旧制，困难很大，又有失败的可能。如果失败，将受到舆论的谴责和行政的制裁。要实行得好，主办人必须殚精竭虑，勤奋不懈，“稍有瞻顾，必不敢行；稍有懈怠，必不能行”。这就要不计较个人得失，实心实力地去做。

雍正帝全部批准他的建议，并为支持实行改土归流，于当年十月实授他的云贵总督官职，以提高其威望和事权。广西与贵州接壤，改流事务较多，雍正帝特地把广西划归云贵总督管辖。这些都为鄂尔泰推行改流政策做了组织准备。对于广顺州长寨土民的抗官，鄂尔泰及其前任先是派人带去告示、花红，进行招抚，但是毫无结果。雍正四年四月，鄂尔泰向长寨发兵，事定后设立长寨厅（今长顺县）。长寨用兵成为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端。

同年六月，鄂尔泰因云南镇沅土知府刀瀚、沾益土知州安于蕃是一伙“势重地广”的“积恶土官”，发兵将他们擒拿，在其地分设镇沅州（今镇沅县）、沾益州（今沾益县）。冬季，因乌蒙土官禄万钟屡次攻掠东川府，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助之为恶，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率军征讨，即其地建置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镇雄县）。

雍正五年，鄂尔泰将投降的广西泗城土府的辖地一部分划归贵州，设立永丰州（今贞丰布衣族苗族自治县），一部分设泗城府（治所为今广西凌云县）。六年，鄂尔泰认为清理黔东南土民问题，重点应在都匀府，其次是黎平府，再次为镇远。要分别轻重，次第解决。于是，鄂尔泰任用他赏识的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带兵深入土民地区，一面招抚，一面用兵，设置官厅，派出同知，办理民政。鄂尔泰不仅在当地设官建制，还在雍正帝支持下做了许多事情。

处置土司。对于土司本人，根据他们对清朝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自动交印的，厚加奖赏，给予现任武职或世职；对顽抗者严行惩罚，没收大部或全部财产。又把一部分土司迁徙到东南、中原省分，断绝他们与原领地的联系，以便比较彻底地清除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稳定改流地区。

鄂尔泰在西南改土归流基本上成功了，究其原因，除了客观形势的要求，还在于鄂尔泰、雍正帝君臣的主观能动作用。鄂尔泰不仅发出推行改土归流的倡议，提出切实可行的方针、办法，与此同时，他主持其事，亲自去改土归流的地区进行指导和实践。

2、真知灼见的用人策略

鄂尔泰作为封疆大吏和雍正帝的宠臣，还向朝廷贡献用人的意见。他对于才与德、能力与职务等关系以及如何识别人的贤佞等问题上，提出他的见解与建议。有时，他就雍正帝的提问和观点而展开讨论，他们君臣之间的议论，虽然是从那个时代的现实出发的，但是今天看来，还是饶有趣味的，因为他们的对话很精彩，时时流露出真知灼见。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鄂尔泰在论用人的奏折中写道：

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为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