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我惹的麻烦比海伦娜多得多,”她说,“你总是好奇为什么。而她乐于接受现状。”
“她一直害怕遇到冲突。”
“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同。你们都应该知道的。”
“那件事发生后,她甚至一次都没提起过爱丽丝,也从来都没问过我过得怎么样。她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只讨论一些实在的事情——我们吃什么、谁应该做什么。她总是这副与世无争的鬼样子。我讨厌她。”
“你怎么了?你听起来很生气,很暴躁。”
“你们两个总是想过安逸的生活。遇到困难了,就视而不见。我的遭遇影响了所有人,但没人敢承认。”
妈妈放下了酒杯。“你想过自己的态度吗?”她问,“你主动推开了我们。你根本不让我们谈那件事,你也不想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连你的面都见不到。”
她向我伸出手来,我推开了。
“我把你从一个派对上带回家,”她说,“佩尼拉打的电话。你喝太多了,可能还磕了药。你的焦虑症发作了,把在场的人吓得半死。”
我什么也没说,低头盯着地板,我不想听这个。
“我早该做点什么了。你说得对,我疏忽了,疏忽得太久了,我很抱歉。后来你开始接受治疗,才慢慢地好起来。你还说,生活总得继续。确实如此。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所以别对海伦娜那么苛刻。”
妈妈的话让我羞愧起来。
她继续说道:“后来你遇到了亨里克,和他谈过这个话题。他不害怕,他分担了你的悲伤。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时有些紧张。但我一直都在这里。希望你明白。”
我主动握住她的手:“对不起,妈妈。我知道我对你很不公平,对海伦娜也是。”
“你为什么总是想着爱丽丝?放手吧,那样不是更好吗?你现在有了亨里克和米洛,过上了美好的生活。放手吧,斯特拉。”
我站起来,给妈妈一个拥抱。她是对的,我应该放手。
“你最近去过她的坟墓吗?”她问,“对不起,我知道你宁愿叫她的纪念碑。”
我摇摇头。我们吃完饭,妈妈就回家了。我坐在厨房里思考我们的谈话。
从爱丽丝失踪到住进5号病房前的那段时间,我的记忆都是一片模糊。1995年春天,妈妈把我送进了一个精神病院。我被关进了一个防守严密的病房里。我绝食、暴瘦,精神极度压抑。
最后,我和一个叫比吉塔(Brigitta)的心理治疗师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帮助,开始展望未来,也有了活下去的信念。后来,我学习心理学,就是为了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很擅长心理治疗。
以前很擅长。
现在不行了。现在我谁也帮不了,我甚至不能自救。
我站起来,擦干净厨房的吧台,拿起妈妈放在微波炉上的本地报纸。一个信封掉落在地,我把它捡起来。地址是手写的,收件人是我,斯特拉·威斯特兰德,我以前叫斯特拉·约翰逊。邮费不是到付,也没写地址。有人直接把它放进了邮箱里。
我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张折叠的纸,信纸上方画了个十字,下面的文字很整齐,是用黑色墨水写的。
斯特拉·威斯特兰德,
1975年11月12日出生,
惨遭不测,意外身亡。
无人缅怀。
无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