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召来全镇旅社的服务员、开三轮车的、跑运输的。一波一波的人进来看,摇头,出去。
轮到古城旅社的服务员时,她盯着照片看了很久。
“这人……好像见过。”
她想了想,又说:“不对,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十月五号晚上,有两个男的来投宿,其中一个就像这照片上的。第二天早上,只有一个人走的。退钥匙的时候,那人连一块钱押金都不要了,走到门口还回头跟我们说‘拜拜’。”
公安人员的眼睛亮了。
“记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样?”
“瘦瘦的,个子不高,说话带北方口音。对了,他们九月二十九号也来住过,住了三四天,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十月二号走的,没想到五号又来了。”
登记簿翻出来。九月二十九日那一页,三个人的名字:刘伟禄、傅宗泽、刘树敏。山东青岛,工作单位那一栏写着:青岛市人民法院。
十月五日那一页,只有两个名字:傅宗泽、刘树敏。
服务员指着那个“傅宗泽”说:“不对,五号晚上来的不是这两个人,是那个瘦的,和这个照片上的。登记的时候,瘦的那个自己写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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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十月五日晚上,刘伟禄带着刘树敏来投宿,登记时却写了傅宗泽和刘树敏的名字。十月六日早上,刘伟禄一个人走了,连押金都不要了。
刘树敏呢?埋在沙滩里的那具尸体,叫刘树敏?
公安人员又问:“你怎么认得这么清楚?”
服务员说:“九月二十九号那次,是他们三个一起来的。带他们来的是我们本地人,叫王建南。”
四、联络员的口供
王建南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四十来岁,崇武某村人,名片上印着“福建福安县经济贸易信托中心联络员”,其实就是个跑腿做生意的。
“刘伟禄?认识认识。青岛一个贸易公司的,九月底来找我买彩电。”
王建南点了一根烟,开始回忆。九月二十三日,刘伟禄他们三个从青岛坐船,二十四号到上海,二十五号从上海出发,二十七号到厦门。
在厦门一个姓赵的部队老乡那儿住了两天,二十九号来崇武找他谈彩电生意。谈了几天,十月二号走的。
“他们做什么生意?”
“彩电嘛。那时候彩电紧俏,青岛那边想来福建倒腾一批回去。刘伟禄是牵头的人,说是懂法律,在法院工作。傅宗泽是他朋友,刘树敏是石家庄来的,做碳酸钙推销的,带了一笔钱来合伙。”
“多少钱?”
“好像是四千九。”
公安人员心里有数了。四千九,在那个年代不是小数目。一个推销员带着这么多现金出门做生意,半路死了,钱没了。
“刘伟禄十月五号有没有再找过你?”
王建南摇头:“没有。他们二号走了就没消息了。我还纳闷呢,生意谈得好好的,怎么就没下文了?”
五、厦门来的线索
厦门某部队的宿舍里,傅宗泽被叫出来的时候,还一脸茫然。他三十出头,白白净净的,说话斯文。
“刘树敏?认识,我们一块儿来福建做生意的。怎么啦?”
公安人员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问:“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十月五号上午。那天我和刘伟禄、刘树敏在厦门分手。我留在厦门办点事,他们两个去崇武找王建南接着谈。怎么,出事了?”
“刘伟禄后来有没有联系你?”
傅宗泽想了想:“有。昨天下午,就是七号下午,他发电报给我,让我去石狮找他,说在我们住过的旅社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