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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4章 年西安被枪毙的女流氓马燕秦案（第3页）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标志着席卷全国的“严打”风暴全面展开。

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前者明确规定，对流氓罪等七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

后者则大大简化了审判程序，将上诉期限从通常的10天缩短为3天，强调“从快”处理。

一时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标语贴满了全国城乡的街头巷尾。

戴红袖章的联防队员巡逻频次大增，广播喇叭里每天循环播放着“严打”的政策和精神。

在西安这座古城，气氛也骤然紧张。不少人因为盗窃、打架、甚至只是穿着奇装异服、留着夸张发型而被收容审查。男女之间超出普通朋友界限的交往，更容易被贴上“搞流氓”的标签。

马燕秦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18平米小屋，在这个大背景下，迅速从一处普通的市民家居，变成了“藏污纳垢”、“腐蚀青年”的“流氓窝点”，撞到了“严打”的枪口上。

“当时上面说要‘严打’，态度非常坚决，但具体到什么程度算‘严’，界限有时是模糊的。”

后来曾担任此案审判长的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耿兴允（化名）在多年后回忆此案时坦言，“那个年代的司法运作，不像现在这样强调独立审判。

上面定了调子，下面就要贯彻执行。”像马燕秦案这样涉及人员众多、被认为社会影响极坏的案件，起诉到西安中院后，法院感到了巨大的压力，难以独自承担定夺的责任，尤其是涉及死刑判决，最终按程序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

据耿兴允回忆，当时甚至由西安市一位副书记亲自带领公、检、法三方的工作人员，专程赴北京进行汇报。

而案件的最终判决，特别是死刑的核准，据说是在上海举行的一次高层会议上被确定的。“等于是上面先把调子定了，比如谁可以判死刑，下面再按照这个调子来走程序。”

在西安市五处看守所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惠利名终于拿到了指控他的起诉书。

当他看到上面的文字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起诉书指控他“积极参加马燕秦组织的流氓舞会”，并且“与7名女性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当场激动地反驳，“包括我的前妻林秀（化名）在内，我满打满算也就和4个女的谈过对象，都是你情我愿的正常恋爱，怎么到了你们这里就成了‘奸污’？就成了犯罪？”

审讯室永远是压抑的。一盏功率很大的白炽灯直射着他的脸，刺得他睁不开眼。他坐在一张特制的、冰冷的铁椅子上，手腕被手铐固定在桌腿，几乎无法移动。

“老实交代！你和马燕秦到底是什么关系？除了韩涛，还有哪些人参加过舞会？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审讯人员的声音严厉，不带任何感情，手中的笔不时在记录本上敲击，发出令人心烦意乱的“笃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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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利名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他去马燕秦家只有两次，一次是跳舞留宿，一次是送东西没进门。

他和马燕秦仅仅是普通的朋友关系，甚至连熟悉都谈不上。然而，他的辩解在审讯人员看来，不过是“狡辩”和“认罪态度不好”的表现。

与此同时，对马燕秦的审讯也在紧张进行。出乎办案人员意料的是，马燕秦的“认罪态度”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她不仅爽快地承认了组织家庭舞会的事实，还主动供称自己曾与一百三十多名男性发生过不正当关系。

这个庞大的数字让办案人员既震惊又头疼，如此多的人员，逐一核实取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经过大量艰难的工作，最终被核实确认的男性有七十余人。因为她的供述过于“惊人”和“配合”，甚至一度让法院怀疑她是否存在精神问题，以便借此逃避打击。

为此，法院特意委托西安市精神病鉴定中心对她进行了严格的精神鉴定，但鉴定结论显示：马燕秦精神状态正常，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根据《陕西省志·审判志》的记载，马燕秦最终被认定的主要罪行包括：

“长期有业不就，将其家作为主要据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并经常与其它流氓据点进行串联活动，先后与数十人乱搞两性关系，得款2000余元。并容留男女数人在其家奸宿一室，威逼、引诱两个亲生女儿供流氓分子玩弄。”

对于这些指控，尤其是关于她女儿的部分，惠利名始终难以相信。“我去她家的时候，她女儿明明有对象，还给我看过照片，感情挺好的样子。马大姐对人也很和气，我怎么也看不出她会逼自己女儿做那种事。”

然而，惠利名个人的质疑和辩解，在“从严从快”的巨大政策压力下，显得微不足道，甚至被视作“负隅顽抗”的证据。

最终，办案机关认定他“奸污女青年4名，捕后认罪态度不好”，将其定性为“流氓团伙骨干分子”。

在看守所里，一些“老号友”传看了他的起诉书后，都纷纷摇头，私下里对他说：“老弟，你这情况，按现在的形势，估计是要‘吃花生米’（指被枪毙）了。”

每当听到这种话，惠利名就死死攥紧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心里只有一个越来越微弱的信念在支撑：我没犯罪！我是清白的！

1985年4月15日，在被羁押超过一年半之后，惠利名和其他同案犯被押往西安市体育场，参加公开宣判大会。这是“严打”中常见的仪式，旨在震慑犯罪，教育群众。

凌晨的体育场，看台上和场地周围早已布置好警戒线，挤满了被组织前来参会的各界群众和干部。

彩旗在寒风中飘动，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和“严打”口号，营造出一种既隆重又肃杀的奇特氛围。

惠利名穿着无法抵御寒冷的单薄囚服，手脚戴着沉重的镣铐，每走一步都发出哗啦的声响，皮肤被金属边缘磨得通红甚至破皮。

案犯们被勒令低头站立，等待命运的宣判。当审判长开始逐一宣读判决结果时，惠利名的心跳到了嗓子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