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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告别燕园（第2页）

“来，喝一个。就当给你饯行。”

那瓶二锅头喝到了深夜。

陆浩明平时不怎么喝酒，但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刘恒喝多了，趴在桌上哭，说舍不得兄弟们。老张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段语音，唱了一首《朋友》，跑调跑得离谱。小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宿舍的合影，配文是“七年，再见”。

陆浩明没有哭。他坐在窗台上，看着窗外的燕园。月光洒在未名湖上，博雅塔的影子倒映在水里，安静得像一幅画。

他想起七年前刚来北大的第一个夜晚，也是这样的月光。他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听着室友们的鼾声，心里想：我终于到了这里。

现在他要走了。但他知道，燕园会一直在他心里。

第二天上午，陆浩明去见了导师陈翰章。

陈翰章教授六十出头，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是国内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权威，带过的硕士博士加起来有四五十个，遍布中央部委和各大高校。

陆浩明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不是因为这个学生最聪明，而是因为这个学生最“老实”——肯下笨功夫，肯去田野里泡着，肯为了一个数据跑十几个村子。

“来了？坐。”陈教授从书堆里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手续都办完了？”

“办完了。后天去清江报到。”

陈教授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他面前。

“这是什么？”

“我当年做田野调查的笔记。清江省的，八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平川县，叫平川公社。我在那儿待了三个月，住在一个老支书家里，每天跟着他下地、开会、处理纠纷。”

陆浩明打开信封，里面是几个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用钢笔写着日期：1986。7-1986。10。

“您去过平川？”

“去过。那时候我在社科院工作，做农村改革的跟踪研究。平川是当时清江省最穷的公社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两百块。我去的时候，那里还没有通电，晚上点煤油灯。老支书叫陈德贵，是个老党员，当了二十多年支书，家里穷得叮当响，但从来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便宜。”

陈教授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有些遥远，像是在看一个很远的年代。

“后来呢？”

“后来我回京城了，跟陈德贵还通过几年信。再后来，听说他去世了，肝癌。他儿子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他爹临终前还念叨，说‘京城那个陈老师，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这个老农民’。”

陈教授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把那些笔记找出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基层工作不好做，但基层有最好的人。你在北大学的那些理论，那些模型，那些漂亮的统计分析，到了基层可能都用不上。但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别把自己当干部，要把自己当老百姓。”

“老师，您上次说过了。”

“说过了再说一遍。”陈教授看着他，“因为你是我最不放心的学生。”

陆浩明一愣：“为什么？”

“因为你太聪明了。”陈教授说，“聪明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什么都能算到。但基层工作不是算出来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你在北大七年，学会了用脑子。去基层，要学会用心。”

陆浩明沉默了很久。

“我记住了。”

陈教授站起来，走到书架前，从上面抽出一本书。

“这本书送给你。是我写的，《华国基层治理三十年》。里面有很多失败的案例，比成功的更有价值。你到了基层，遇到难处，翻一翻。不一定能找到答案，但至少能让你知道，你不是第一个遇到这些问题的人。”

陆浩明接过书，翻开扉页，上面写着一行字：

“赠浩明：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他合上书，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老师。”

陈教授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中午，陆浩明在学五食堂吃了最后一顿饭。

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一份红烧肉，二两米饭。这是他七年来最常吃的搭配。大一的时候，他吃不起别的，只能吃最便宜的菜。后来拿了奖学金，条件好了，但还是习惯吃这些。

食堂里人来人往，穿着学位服的毕业生们在拍照。有人笑，有人哭，有人举着啤酒瓶对着镜头喊“毕业快乐”。

陆浩明坐在角落里，慢慢吃着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