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们全家就去长城,坐火车去。带了午餐肉、凤尾鱼罐头和面包。在城墙上,他们俩爬了一半就说爬不动了,肖潇只好一个人爬到最高的烽火台。可惜塞外也是一片灰蒙蒙,城墙上冷冷清清,激发不起什么豪情。大串联时,城墙上的红卫兵就像驮着一条蜈蚣的蚂蚁王国,何等壮观,何其气魄!她觉得失望。城墙上风很大,她呆了一会儿就下来了。
叔叔瞪起眼说:“你没在上头留名字吧?那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是一种恶习。红卫……咳,真正的名字要留在史上。”
她笑笑。她发现叔叔对她(年轻人)有一种不便明说又处处流露的极度不放心和不信任,而且好像对他们什么都看不惯。“名字?”她大声回答,“我常常都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一到冬天,黄棉袄,大头鞋,人人的装扮都一模一样,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身后灰色的长城,如一块巨型的恐龙化石,隔绝了一个永远逝去的年代。她喜欢那个活的长城,它不只会防御守卫,还会出击。这样的长城是没有的。
第二天婶婶带她到莫斯科餐厅去吃俄国大菜。
她们在中苏友好大厦(现在叫北京展览馆)西边的小路上,没有找到莫斯科餐厅,那有圆柱的转门上写着:北京餐厅。
“简直文不对题。”婶婶愤愤说。
虽然改名为“北京餐厅”,大厅的建筑、陈设依然是俄式的——穹形的天花板上布满了白雪花的浮雕,几十根浅褐色的圆柱上缀着波浪似的花纹,巨大的落地长窗(不知为什么没有窗帘),黄褐相间的镶木地板,白色的长餐桌……光线柔和,整个餐厅有一种安谧舒适的气氛。《安娜·卡列尼娜》还是《战争与和平》,还是《樱桃园》《前夜》……肖潇屏息静气。她从未想到吃饭也会这样庄严。她是第一次到这里来。
婶婶要了两份火腿沙拉,一份煎肉饼,一份烤大虾,一份黄油面包,最后说:
“再来两个乌克兰红菜汤。”
那女服务员毫无表情地回答:“只有番茄汤。”
婶婶抬头看看她,想说什么,咽回去了,点点头,默认了。
服务员走开,肖潇说:“可能番茄汤就是红菜汤。”
“红菜汤怎么可以是番茄汤呢?”婶婶的眉毛扬起来,“那需要真正的乌克兰红菜头,红得就像……”
“像红萝卜吗?”
“怎么可以像红萝卜呢?”婶婶露出诧异的神情,“我的意思是,像红玛瑙、红玫瑰一样……”
肖潇耳朵热了一热。她身上所有的那些让农场人嘲讽讥笑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情调,在首都一个改了名儿的半吊子餐厅里被冲散得无影无踪。她只在书上见过这一切。这一切离她是多么遥远,多么可怜。可她又多么喜欢这儿啊!就为这亮铮铮的不锈钢餐具和盛着沙拉的方盘子。假如让她在这里当一个端盘子的服务员呢,她觉得西餐的味道一点不好吃。
婶婶一边用餐刀切着肉饼,一边教她怎么使用刀叉才不会发出响声,又一边抱怨这菜做得一点俄国味儿也没有,倒像是广东小吃。她皱着眉头费力地嚼牛肉饼,忽然问肖潇:
“哎,你们那儿,不是离苏联挺近吗?吃不到俄国大菜?”
肖潇摇摇头。她觉得婶婶的问题问得可笑。农场吃肉都大块大块地炖,炖粉条,谁知西餐为何物?
婶婶放下了刀叉,仰脸观望穹形的天花板,指着雕花的圆柱,说:“潇潇你看,壁灯就安在柱子上方的隔层里,在我们的座位上看不见灯泡,光线所以这样优雅。当年参加这个设计的还有我一个留苏的同学呢。”
肖潇淡淡说:“灯那么高,多浪费电呀。”
婶婶看她一眼,耸耸肩。她们没有再谈什么。肖潇不懂得西餐,婶婶也不想知道农场。吃完面包,她们回家了。
叔叔靠在躺椅上,捧着一卷厚厚的稿纸在读。见她们进来,忙把稿纸塞到毯子底下去。肖潇走过去,故意问:“你看什么呀?给我看看。”
叔叔递给她一本精装的《伊里亚特》,说:“你看这个吧,这个好。”
肖潇撇撇嘴,“我要看你写的书。我知道那是你写的——”
“轻一点!轻一点!”叔叔大惊失色,站起来冲到窗口去检查插销。那会儿肖潇趁机把稿子抽了出来,抓在手里。翻翻,似乎是一些难懂的文字,第一页上有几个字写着:“佛经故事”。
“你在写佛经故事?”她很吃惊。
“不是写,是翻译。”叔叔仍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也不是我译的,是……一个教授……让我帮他……看看……”
“有意思吗?”
“反正……也没有什么其他事可做。”
“都讲些什么呀?讲给我听听。”她来了兴致。
“轻一点,轻一点。”叔叔叹了口气,“这种东西,现在是不让出版的……好吧,你自己挑一篇吧……”
她随手一翻,翻到题目写着“木师与画师”的那一篇,递给叔叔。他斜她一眼说:“怎么挑这篇?”“就这篇嘛!”她撒娇。叔叔捋捋头发,咳一声,又欠起身子看看窗外,然后说:
哦,从前,北天竺地方,有一位专门制作木器的师傅,有很高的技艺,他造的一个木女,就同真的女子一模一样,又漂亮又能干,只是不会说话。哦,南天竺地方,有一位画匠,会画很好的图画。木师就请了画师来吃饭,画师来了,看见木女斟酒送菜很可爱的样子,就喜欢上了她。木师看出了这个,就对画师说:天色已晚,你回去不便,就住下好了,让木女伺候你睡觉……
“怎么不讲啦?”肖潇问。
叔叔有一点难言的样子,含混说:“换一个故事吧,你小孩家家的,没结婚,不懂什么叫伺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