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簪是在第四天被发现的。
说“发现”并不准确——它一直都在那里,在二姨娘旧居那张落满灰的梳妆台抽屉里,躺了不知道多少年。只是直到第四天,才有人把它翻出来,举到光底下,看清了它身上的纹路。
那年雨季来得格外早。清明的纸钱还没来得及烧,接连几日的雨便浇透了昭化县每一条街巷。雨水顺着瓦垄倾泻而下,在檐角挂成一道密密的水帘。甬道上的青砖被泡得颜色发深,羊齿蕨疯长起来,从墙根一直蔓延到路中央。整座沈府后宅都蒙着一层潮而黏的水汽,衣服晾不干,被褥总觉得潮乎乎的,连佛堂里的檀香都起了霉斑。
老太太说,这雨下得不是时候,老太爷在地下怕是要受潮。于是祠堂里的长明灯多添了两盏,香火也比平日里烧得更旺些。吴嬷嬷每日卯时二刻去上香时,总要额外带一包袱纸钱,在祠堂门口烧化了,说是给老太爷添些阴间的衣裳被褥。
太太在荣寿堂里坐镇,一面张罗法事,一面还要应付庄子上送来的账目。今年雨水多,佃户们叫苦不迭,她案头的账本堆得一天比一天高,脸色也一天比一天沉。
但这些都与我无关。
我仍旧每日卯时起身,对镜梳妆,去荣寿堂请安,回来绣花,抄经,用饭,入寝。日子过得像一架织机上的梭子,来来回回,永远在走着同样的路。
只是有一点不一样。
自从那回在抄经日无意间撞见“沈怀瑜”小案上搁的旧物和字纸,我发现自己开始不由自主地留意她。不是以前那种居高临下的审视——以前我看她,像看一件送到跟前待估价的瓷器,打量她的成色,判断她有没有裂纹。而现在,我更像是一个蹲在水边的人,看着水面下的影子。那影子也许是一条鱼,也许是别的东西,但只要它还在动,我就忍不住想多看一会儿。
这个比喻让我有些不舒服。但我说不上来是哪里不舒服。
雨下到第四日,出事了。
倒不是死人的那种出事。是针线房有个丫鬟,名叫彩屏的,在给二姑娘送衣裳的时候,无意间撞见了一件事。
后来据彩屏自己说——她的话经过吴嬷嬷的嘴,再由挽翠转述到我耳朵里,可信度已经打了折扣,但大致轮廓还是清楚的——她那天午后去西厢送改好的春衫,走到院门口,看见二姑娘的房门虚掩着。她正要敲门,忽然听见里头有人说话。
不是一个人在说话。是两个。
她吓了一跳。因为西厢院里除了二姑娘自己,就只住着一个洒扫的粗使婆子,那婆子是个哑巴,从生下来就不会说话。那么二姑娘是在跟谁说话?
彩屏没敢推门。她缩在窗根底下听了一会儿。她说二姑娘的声音很轻很柔,不像是在跟下人说话,倒像是在跟什么人商量事。偶尔停顿,像是在听对方回答。可停顿过后,她又接着说,说的内容和前头是连贯的。这让彩屏越发毛骨悚然——因为整段对话里,她始终没有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
彩屏吓得连衣裳都没敢送,端回针线房时手还在抖。掌事嬷嬷问她怎么了,她支吾了半天,才把这事说出来。
消息传到太太耳朵里时,太阳还没落山。
太太的处置很干脆。她说,西厢那地方常年背阴,二姑娘年纪又小,怕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当即命人从佛堂取了一串开了光的菩提子数珠,又让吴嬷嬷亲自去西厢,看着二姑娘把数珠挂在床头。
这事到此为止。太太没有追究,也没有请人来做法事——她大约不想惊动老太太。毕竟清明在即,这种时候最忌讳提“鬼”字。
我是晚膳后才知道这件事的。
挽翠替我卸妆时,一边拆发髻一边把吴嬷嬷那套话原封不动地搬给我听。她说到“二姑娘在房里跟人说话,听不见别人声音”的时候,手里的梳子重了一下,扯断了我一根头发。
“疼。”我说。
“姑娘恕罪。”她把梳子在掌心里搓了搓,搓掉上头缠的那根细软发丝,声音压得比往常更低,“姑娘……您说二姑娘她,不会是真……”
“真什么?”
挽翠咬了咬嘴唇,把“中邪”两个字咽了回去。
我没再追问。
管它中邪还是装神弄鬼,西厢的事本来轮不到我管。离清明还有三天,抄经还剩两天,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但挽翠接下去那句话,让我拿簪子的手顿了一顿。
“说起来——今儿个吴嬷嬷去西厢,瞧见二姑娘妆奁上搁着支玉簪子,”挽翠把我卸下来的金簪放进妆奁匣子,随口道,“吴嬷嬷说那簪子看着不像咱们府上的手艺,可二姑娘非说是姨娘留下的旧物。吴嬷嬷回来跟太太禀报时还嘀咕,说她在府里几十年,从没见二姨娘戴过什么玉簪子。”
我将银簪搁在妆奁里的动作,慢了半拍。
玉簪。
西厢那晚,猫叼走了什么?我眼皮底下闪过一道转瞬即逝的反光。还有抄经日那天——她桌上那几样被我悄悄收入眼底的小物件里头,可没有簪子。
“然后呢。”我的声音很平。
“然后太太说,”挽翠将象牙梳上的碎发扯下来,“横竖是她们二房的东西,随她去吧。”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可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翻了好几个身才睡着。
玉簪。姨娘留下的玉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