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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中火命生在寒窑（第1页）

1987年，丁卯年。

北方的风刚送走料峭春寒，海棠山还覆着一层没化净的残雪，我就出生在山北边、铁路线南侧那座低矮破旧的农民房里。没有哭声震天，没有喜气盈门，只有土炕的冰凉、泥墙的霉味，和一家人望着我这个男娃，愁得说不出话的沉默。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八字是：丁卯、辛亥、甲戌、己巳。炉中火命。

再大一些，我在镇上偶遇过一位云游的老道，他摸过我的骨，看过我的八字，望着海棠山的方向，长长叹了一句：“伤官透干，才华自泄；劫财贴身，一生多争；正官藏库，晚岁成名；偏印护身，孤独得道。”

那时候我听不懂。

什么伤官，什么劫财，什么正官偏印，我通通不懂。

我只知道冷，饿，怕。

那时候我们家，是全村最底层的一户。土坯砌的墙，一到雨天就渗水；糊纸的窗，风一吹就哗啦啦响；睡觉的土炕，冬天烧不热，夏天闷得慌。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没有一件干净整齐的衣服，更没有一分能拿得出手的闲钱。

在整个灰暗无光的童年里，唯一能称得上“荣光”二字的人，只有我爷爷。

爷爷年轻时当过兵，扛过枪，吃过苦，也见过世面。退伍后，他托人找关系，进了镇政府当厨师。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能在镇政府食堂掌勺，几乎是方圆几里最体面、最实在的差事。

爷爷人实在，嘴不馋，心不贪，做饭干净香烂，整个镇政府上上下下，没人不夸他老王厚道。别人家里常常揭不开锅，顿顿粗粮野菜，我们家却能靠着爷爷，勉强混个吃饱。爷爷每天从食堂回来，兜里、饭盒里，总会藏着些别人吃剩下的馒头、包子、剩菜，有时候是一块肥肉，有时候是半块豆腐，有时候是几个白面馒头。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那些别人吃剩的东西，就是我们全家最珍贵的口粮。

我从小就知道，只要爷爷回家，我就有饭吃。

除此之外，爷爷还有一个维持家用的办法——捡煤块。

那时候家旁边就是铁路线，火车来来往往，机车上常会掉落一些没烧尽的煤块。爷爷一有空，就牵着我的小手，沿着铁轨一步步往前走，弯腰捡起那些黑沉沉、凉冰冰的煤块。捡到的煤块堆在院子墙角，够烧火，够做饭，够取暖，家里不用花钱买柴，不用花钱买炭，就靠这点捡来的东西，撑起了一整个家的温度。

我至今都记得，爷爷宽厚的手掌。

粗糙，有力，带着烟火气和煤灰的味道，却格外暖和。

我六岁那年，年纪懵懂，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家境贫寒，只懂得趴在热乎乎的炕头，听屋里大人们围坐一起说话。他们嘴里句句都在夸爷爷：

“老王这人实在，跟他相处放心。”

“大伙都爱吃他做的饭，香！”

“跟着老王，饿不着。”

我听不懂大人们话里的人情冷暖，也听不懂生活的艰难不易，我只知道，爷爷一抱我，我就暖和；爷爷一摸我的头，我就安心；爷爷一从食堂回来，我就有白面馒头吃。

那是我人生最初、最浅，也最易碎的幸福。

我那时候天真地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爷爷身体硬朗，家里不愁吃喝，我慢慢长大，不用挨饿，不用受冻，不用被人看不起。我以为，只要爷爷在，我们家的天，就永远不会塌。

可命运最残忍的地方，就在于它从不会跟你商量。

好日子没过几年，改革开放的风吹到了小镇，市场经济来了，人人都想着做生意、赚大钱。爷爷一辈子踏实，受人尊敬，也被时代推着往前走。他拿出攒了一辈子的辛苦钱，在铁路道口附近，开了一家小饭店。

凭着爷爷的手艺和人缘，饭店一开张就生意红火。

村里人都说，老王家要翻身了。

亲戚们都羡慕，说爷爷总算苦尽甘来。

就连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脸上也多了几分少见的笑容。

谁也没料到，红火的生意，最先拖垮的是爷爷的身体。

爷爷一辈子节俭，年轻时在部队落下病根，在政府食堂当厨师时，常年吃油腻、熬夜、劳累，血管早就埋了隐患。饭店一开，他既是老板，又是厨师，还是采购员、清洁工、收银员。从早忙到晚，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油熏火烤，劳累过度，连一口安稳觉都睡不成。

终于在一个平常的午后，悲剧毫无征兆地降临。

爷爷正在菜板前切菜，双手突然一阵麻木，眼前一黑，整个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哐当”一声，菜刀落地。

那声音，后来很多年，都时常在我梦里回响。

邻居慌慌张张跑到家里喊人时，我还趴在炕上玩着石子。我看见奶奶脸色惨白，跌跌撞撞往外跑，看见父亲脸色铁青，一句话不说就往外冲。整个家，一瞬间乱成一团。

我小小的心里，第一次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

我哭着喊爷爷，却没有人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