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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何昌的供词（第2页）

“谁？”

“何昌不认识。他说那个人是从北京来的，坐的一辆黑色奥迪，车牌是京A开头的。周明远亲自到高速口接的人，接上之后直接去了茶馆。刘建明是后来才到的。三个人在茶馆里待了两个多小时。那个人先走，周明远送他到门口，态度很恭敬。”

“恭敬到什么程度？”

“何昌的原话是——‘周明远弯着腰，给那个人开车门。’”

库房里安静了一瞬。空调的出风口发出轻微的呼呼声。

“周明远在文物圈里是有头有脸的人。”苏砚之说，“能让他弯腰开车门的人，不多。”

“嗯。”陆时衍看着玻璃柜里的祖鼎，“李队已经去查那辆京A牌照的奥迪了。2001年的车管档案，不一定还能找到。但何昌记住了车牌的后三位数字——827。”

三天后，李队的电话在凌晨打来。

“京A827，查到了。”他的声音里压抑着某种东西，“2001年登记在一家文化投资公司名下。公司的法人代表叫霍震霆。”

陆时衍从床上坐起来。窗帘缝隙里透进路灯的光，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亮线。“霍震霆？”

“对。但那辆车的主要使用人不是霍震霆。霍震霆2001年的时候主要在香港活动，一年来不了几次北京。车是给另一个人用的。”李队停顿了一下，“那个人的名字，在郑岳庭提供的霍氏旧藏记录里出现过。不是经手人，是‘老板’那一栏。”

陆时衍的呼吸微微一滞。

“我们调了那家公司的工商档案。2001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叫霍守业的人。”李队念出那个名字，“霍守业，1945年生，北京人。公开身份是收藏家、文化投资人。他的父亲，叫霍仲年。”

陆时衍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

霍仲年（民国）不是只有一个儿子。霍震霆是他晚年所生的幼子。他还有一个长子，叫霍守业。霍震霆的哥哥。

“霍守业现在在哪里？”

“北京。他住在东城区一处四合院里，深居简出。公开信息显示他是一家拍卖行的顾问，偶尔参加一些高端的收藏沙龙。没有犯罪记录。”李队顿了顿，“专案组调了他近二十年的出入境记录。2001年4月10日，他从北京飞到西安。4月12日，也就是陆文渊出事那天，他飞回了北京。”

陆时衍闭上眼睛。

2001年4月10日，霍守业飞抵西安。周明远亲自到高速口迎接，恭敬地为他开车门。三个人——霍守业、周明远、刘建明——在茶馆里待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何昌被派去青石沟，锯了那几块已经被锯过的木板。第三天，霍守业飞回北京。第四天，陆文渊被塌方的探方吞没。

“李队。”陆时衍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霍守业，是‘老板’。”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专案组已经申请了对霍守业的刑事拘留。”李队的声音很低，但很稳，“何昌的口供、郑岳庭的记录、2001年的航班信息和车牌信息——证据链够用了。明天一早，北京的同事会去他的住处。”

挂断电话后，陆时衍在床边坐了很久。路灯的光在天花板上纹丝不动，像一道凝固的刀痕。

苏砚之醒了。她没有问是谁打来的电话，只是从被子里伸出手，覆在他的手背上。她的手很暖，像修复灯照过的瓷片。

“霍仲年的长子。”陆时衍说，“霍守业。他才是‘老板’。霍震霆只是台前的人。”

苏砚之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霍仲年（民国）在族谱上刮掉了祖鼎的藏匿位置，不让任何人找到。但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成了文物走私链条的顶端，另一个在台前替他操盘。”她的声音很轻，像在陈述一件修复过的器物的经历，“他守住了祖鼎，没守住儿子。”

陆时衍将她的手握在掌心里。

“明天，我去北京。”

“我跟你一起去。”

北京的冬天比西安冷得多。陆时衍和苏砚之乘坐最早一班高铁抵达北京西站时，站台上的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李队安排的北京同事在出站口接他们，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刑警，姓赵，话不多，开车很稳。

“霍守业住在东四四条。”赵警官一边开车一边介绍情况，“那片是老胡同保护区，四合院，住的人非富即贵。我们凌晨五点就布控了，等他起床之后再行动。上面交代了，尽量不要惊动邻居。”

车停在东四四条胡同口。胡同很窄，两侧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院门紧闭，门前的石鼓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几个便衣民警分散在胡同两端，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遛狗，和普通的北京早晨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