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尖沙咀。
何昌拖着登机箱走出机场到达大厅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港岛的灯火在对岸亮起来,映在维多利亚港的水面上,碎成一片流动的光。
一辆黑色的埃尔法停在到达口外。车门打开,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下车,替何昌拉开后座车门。何昌矮身钻进去,登机箱放在脚边,始终不离手。
埃尔法汇入车流,向九龙方向驶去。
陈默坐进后面的一辆出租车,用不太标准的粤语对司机说了句:“跟住前面那部黑色埃尔法,唔好跟太贴。”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问,踩下油门跟了上去。香港的出租车司机见惯了各种故事,一个戴墨镜的大陆人要求跟踪一辆车,远不是他们见过最离奇的事。
埃尔法在尖沙咀兜了大约二十分钟,最后拐进汉口道一条窄巷,停在一栋老式唐楼门前。何昌下了车,拎着登机箱走进楼里。白衬衫的年轻人留在车里,引擎没有熄。
陈默在巷口下了车,装作看手机,余光扫着唐楼的门口。
唐楼有六层,外墙贴着粉色的瓷砖,年深日久已经泛黄。一楼是一家茶餐厅,门口挂着烧腊,油光锃亮。二楼以上是住宅和廉价旅馆,窗户上贴着褪色的招牌——“福来宾馆”“好景公寓”“星光旅舍”。
何昌走进了福来宾馆。
陈默将位置发给了李队。三十秒后,李队回复:“香港警方已就位。交易房间在四楼403。楼道和外围都布控了。你原地待命,不要上楼。”
陈默回了一个“收到”,然后走进巷口的茶餐厅,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杯冻柠茶。
冻柠茶的杯子上凝着水珠,冰凉的水顺着杯壁滑下来,在塑料桌布上洇出一个小小的圆。陈默的目光穿过茶餐厅的玻璃窗,锁定在对面唐楼的门口。
他看了看手表。晚上七点十五分。何昌进去已经十二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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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来宾馆403房。
房间不大,一张双人床占了大半面积,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和一部老式电话。窗帘是深褐色的,拉得严严实实。
何昌坐在床沿,登机箱平放在面前的茶几上。他的对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穿着一件亚麻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块薄薄的百达翡丽。
Peter。
“何先生,好久不见。”Peter的中文带着明显的粤语口音,尾音拖得有些长,听起来懒洋洋的,“周老板这次又有什么好东西?”
何昌没有急着开箱子。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吸了一口,然后才不紧不慢地将登机箱放平,拉开拉链。
箱子里塞着厚厚的泡沫填充物。何昌一层一层地将泡沫取出来,最后露出一个用棉纸包裹的器物。棉纸被小心翼翼地揭开。
一尊白釉观音像。
德化窑。明代。
观音端坐莲台,宝相庄严。釉色温润如玉,在台灯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质感。衣纹的褶皱流畅自然,每一道线条都带着明代德化窑特有的“吴带当风”的气韵。莲台的花瓣层层叠叠,开合有度,瓣尖微卷,像是在风中轻轻颤动。
和瀚海拍卖会上那件仿品放在一起对比,真假立判。
Peter的眼睛亮了。
他戴上随身携带的白手套,将观音像小心地捧起来,就着台灯的光,从各个角度仔细端详。釉面、胎质、衣纹、开片——他看得很细,每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
“好东西。”他将观音像放回棉纸上,语气里的懒洋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着的兴奋,“周老板开什么价?”
“三百万。”何昌吐出一口烟,“美金。”
Peter没有立刻回应。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茶几边缘轻轻敲了两下。这个价格不算离谱——明代德化窑白釉观音像的真品,品相完好到这种程度的,在国际市场上的成交价至少在五百万美元以上。三百万,周明远给的是“老朋友价”。
“成交。”他说,“老规矩,钱从新加坡走。”
何昌点了点头,将烟头摁灭在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
就在这一刻,房门被从外面撞开了。
“香港警察!所有人不许动!”
几个穿深色作战服的警员冲进来,将何昌和Peter按在墙上。带队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警官,短发,眼神锐利。她走到茶几前,看了一眼那尊白釉观音像,然后转向Peter。
“陈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Peter的脸色变了。
“这件东西,根据内地警方提供的情报,是一九九八年陕西一桩文物盗掘案的涉案文物。”女警官的声音不紧不慢,“加上你之前的案底,这次应该够你在赤柱待一阵子了。”
何昌被反剪着双手,脸贴在墙上。他的表情看不清,但肩膀的线条僵硬得像一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