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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1页）

一九五三年过去了。一九五四年也过去了。

米哈伊尔在机械厂的统计员岗位上干到了第三个年头。他的桌子靠窗，窗外是材料仓库的灰色砖墙和墙根下的一排杨树。杨树长得很快，三年前还是手腕粗的树苗，现在已经有碗口那么粗了。春天的时候树皮泛着青绿色的光泽，用手摸上去滑溜溜的，像涂了一层蜡。夏天的叶子密密匝匝的，把窗户遮掉了一半，办公室里比外面凉快不了多少，但好歹没有太阳直晒。秋天叶子掉光，树枝光秃秃的，把天空切成无数不规则的碎片。冬天下了雪，树枝上挂着一层白，远远看去像一幅用铅笔画的素描，灰白分明，没有多余的颜色。

他的生活是这条没有多余颜色的线。早上六点半起床，穿衣服，洗脸，去食堂。七点四十五到办公室，打开抽屉，拿出工作簿。八点整开始干活。十二点去食堂。一点继续干活。五点半下班，回宿舍，看书或者去厂区里走一圈。九点洗漱，九点半上床，十点熄灯。第二天重复。红线的颜色没有变化，粗细没有变化，方向没有变化，一直往前延伸，延伸到一个看不见终点的远方。他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它就是生活本身，像呼吸一样，不需要评价。

他的存款在缓慢增长。每月六百五十卢布的工资，扣除房租、餐费和生活必需品，他能存下三百左右。三年多下来，存折上的数字已经超过了两万卢布。这个数字比他退伍时多，比他在柏林时每个月存的比例高——因为在柏林的时候他还要花钱买罐头和香烟，现在不买了。那些东西的消费者已经从一人变成无人。柜子里没有罐头，床头柜上没有香烟，口袋里没有需要送给任何人的东西。他的花销降到了最低，低到跟他在火车站流浪的时候差不多，只不过那时候他没有钱可花，现在他有但不花。这是两种不同的贫穷，一种是被迫的，一种是主动选择的。他分不清哪一种更让人安心。

一九五五年的一个傍晚，米哈伊尔在厂区里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

他见过这个人很多次，但从来没有说过话。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在铸造车间当翻砂工。他的一条腿在战争中受过伤，走路的时候有点跛，左腿每迈一步都要在空中停顿一下。米哈伊尔每次看到他那条腿就会想起费奥多罗夫，想起柏林司令部大楼一层的办公室，想起那些冬天暖气片里的水流声。

他不知道这个男人叫什么，男人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他们每次在厂区里碰面的时候，会互相点一下头，仅此而已。这天傍晚，这个男人在路边的长椅上坐着，面前放着一瓶伏特加和一个小杯子。他看见米哈伊尔从旁边走过，忽然开口说了一句：“坐一会儿吧，小伙子。一个人喝没意思。”

米哈伊尔站住了。他看着那个男人——黑脸膛，满脸皱纹，头发白了一半，眼睛底下有深深的眼袋。那双眼睛不大，但是亮，透着一股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才会有的那种浑浊与清澈并存的光。他在男人旁边坐下来，男人给他倒了一小杯伏特加。杯子是玻璃的，很薄，杯口有一个缺口。米哈伊尔接过来，跟男人碰了一下，仰头喝下去。伏特加顺着喉咙往下走的时候像一条烧红的铁丝，烫得他皱了一下眉头。他不太喝烈酒，在柏林的时候谢尔盖给他倒过几次，每次喝完脸都像煮熟的螃蟹。

“我叫彼得，”男人说，“彼得·伊万诺维奇。你叫什么？”

“米哈伊尔。”

“哪个车间的？”

“仓库那边。统计员。”

彼得又给他倒了一杯，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他举起杯子，对着夕阳看了看，杯里的酒在夕阳的颜色里变得通红，像一小杯融化的铜水。“统计员好，”他说，“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不像我们翻砂的，夏天热死，冬天冻死。”

米哈伊尔把第二杯酒喝了一半，剩下的半杯握在手里，让掌心把酒焐热。他看着远处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烟是灰色的，在傍晚的天空中显得格外分明，像一根巨大的柱子，顶天立地。烟慢慢散开，从烟囱口往东边飘，飘到最后消失在暮色里。

“你结过婚吗？”彼得问。

“没有。”

“有对象吗？”

“没有。”

“不打算找了？”

米哈伊尔想了想。“可能不打算了。”

彼得点了点头，把杯里的酒喝完了，把杯子倒扣在瓶盖上。他靠在长椅的椅背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看着天空。天空的颜色正在从浅蓝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紫灰，从紫灰变成一种说不清的暗色，像有人在一块蓝色的布上蒙了一层黑色的纱。“我结过婚，”彼得说，“战争的时候她死了。炮弹炸的，一发炮弹，什么都没了。房子也没了。回来以后我连块碑都没地方立。”

米哈伊尔没有说话。他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火车站，在柏林的废墟里，在这家机械厂的车间里。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背着一段战争，有的人背得动，有的人背不动。背不动的就倒下了，像列宁格勒铸造厂大街垃圾堆旁的那个少年，像瓦西里·彼得罗夫，像几百几千个瓦西里。背得动的就继续走，跛着一条腿，少了一只胳膊，肺里少了一半的空气，但还在走。走的人不觉得自己有多幸运，倒下了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有多不幸，因为不知道了。幸和不幸是对活着的人才有意义的概念。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坐吗？”彼得转过头来看着他。彼得眼里的光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随意的、酒后的松弛，变成了一种认真的、打量人的光，像铁匠在检查一块铁坯，看它适不适合锻成一把刀。

米哈伊尔摇了摇头。

“因为你走路的样子。低着头，不看两边，步子不大但很稳。这种步子在战争时期见过很多，后来就少了。你走路的样子像一个人已经把所有能丢的东西都丢完了，只剩下自己。这样的人不会大惊小怪，不会哭哭啼啼，不会给人添麻烦。”彼得顿了一下，把眼镜从口袋里掏出来擦了擦，又戴回去。“我说得对不对？”

米哈伊尔没有回答。他端起酒杯，把那剩下的半杯酒喝完了。酒已经凉了，烧红的感觉没有了，只剩下酒精的苦味和一种空洞的、没有温度的灼热。他把杯子还给彼得，站起来，说了声“谢谢”，然后走了。他走了几步，听到彼得在身后说了一句“有空再来”。他没有回头，只是把手举了一下。那只手在暮色中晃了晃，像一面投降的白旗，但没有人会接受他的投降，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跟任何人打仗。

他只是在走。

一九五六年，米哈伊尔收到了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是谢尔盖从罗斯托夫寄来的。这是他们退伍以后第一次联系。谢尔盖在信上说，他结婚了，老婆是村里的一个姑娘，比他小五岁，很能干，会养鸡会种地会腌酸菜。他开了一个小修理铺，给人修拖拉机、摩托车、自行车，生意还凑合，够吃饭。信的末尾写了一句：“罗斯托夫的夏天比柏林热多了，但冬天没那么冷。有空来玩。”字写得很潦草，有些单词拼错了，但米哈伊尔能看懂。他把明信片翻过来看了一遍正面的图案——罗斯托夫的火车站，一栋浅黄色的建筑，前面停着一排绿色的公交车。他看了大概十秒钟，然后把明信片夹进了那本德文的书里，夹在第六十四页和六十五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