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四月,米哈伊尔坐上了开往东边的军列。
火车从柏林东站出发的时候天刚亮。站台上没有送行的人,也没有人来检查证件。一个铁路工人提着红灯在车厢外面走了一圈,吹了一声哨子,车轮就开始转了。转得很慢,慢到米哈伊尔觉得自己可以用腿跑着跟上去,但火车没有停,速度一点一点地加起来,从走变成了跑,从跑变成了狂奔。站台上的那些灰色的、残破的建筑开始往后移动,一开始很慢,后来越来越快,快到最后变成了一条模糊的灰色的线。柏林在他的身后收缩,从一个巨大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小点,从小点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起伏,最后连那个起伏也看不到了。
车厢里没有其他人。军列的后勤车厢是专门用来运送退伍士兵的,但这一趟只有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占了一整节车厢,木板座位上铺着一张旧帆布,帆布上有几个破洞,能看到下面的木板。他把帆布包放在座位旁边,靠窗坐着,把帽子摘下来放在膝盖上。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仍然保持着军人的坐姿——背挺直,两腿并拢,手放在膝盖上。不是因为他想保持,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习惯了这种姿势,就像弯了很久的弹簧,松手以后也弹不回原来的样子了。
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了郊区,从郊区变成了田野。柏林郊区那些千疮百孔的楼房和堆满碎石的荒地慢慢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平整的农田和稀疏的树林。田里已经开始种东西了,嫩绿色的苗一排一排的,像用尺子画出来的直线。树林还没有长叶子,光秃秃的树枝在天空的背景下像一幅用黑笔画的速写,简单、潦草,但能看出形状。
米哈伊尔看着窗外,但没有在看。他的眼睛对着外面,瞳孔里映着田野和天空的颜色,但这些图像没有进入他的大脑,或者进入了但没有被处理。他的大脑像是在执行一种“待机”模式,只维持最基本的生理功能,不思考,不回忆,不计划。这种状态他很熟悉。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火车站的四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种状态。这种状态的好处是不会痛。不是不痛,是痛被放在了一个很远的、够不着的地方,你知道它在,但摸不到。
火车在波兰境内走了大半天。车厢里开始有别人了——在某个小站上来几个士兵,又下去了;在另一个站上来一个带着小孩的女人,坐了两站又下去了。米哈伊尔没有跟任何人说话。那些上来下去的人也没有人跟他说话。他像一个透明的物体,存在于这个空间里但不占用任何人的注意力。这种存在方式是他精心培养了多年的成果,现在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就像呼吸不需要思考一样,透明也不需要努力。
傍晚的时候,火车到了布列斯特。
布列斯特是苏联的边境城市。火车在这里要换轨——从欧洲的窄轨换到苏联的宽轨。换轨车间很大,像一座巨型的厂房,钢架结构的屋顶,玻璃天窗蒙着一层灰,透进来的光很暗淡。车厢被推进车间,工人们用千斤顶把车厢顶起来,拆掉旧的车轮,换上新的。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米哈伊尔坐在车厢里,从窗口看着工人们忙碌。他们的脸被油污和汗水糊住了,看不清长什么样,只能看见动作。动作很快,很熟练,像在拆装一个已经拆装过无数次的大型玩具。
换完轨以后,火车继续向东开。这个时候车窗外的风景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不是柏林那种灰绿色的田野,也不是波兰那种金黄色的麦田,而是苏联特有的那种广阔的、没有边际的、铺天盖地的大地。黑土地,刚翻过的黑土地,在夕阳下泛着暗红色的光,像一块巨大的、没有裁剪完的呢绒布料,铺到天边,被地平线一刀剪断。
米哈伊尔把帆布包打开,拿出那本书,翻到第一页。德文他看不懂,但他把书举在面前,让眼睛在那些陌生的字母上来回移动。字母的形状跟俄语不一样,更方,更硬,像用尺子画出来的。他看着那些字母,不试图理解它们的意思,只是看着它们。看了一会儿,他把书合上,放回包里。
火车在这个夜晚开过了白俄罗斯的大片土地。车窗外的世界完全黑了,偶尔能看到远处村庄的灯光,很小,很远,像几颗落在地上的星星。车轮在轨道上发出的声音很稳定,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像一首只有一个音符的催眠曲。米哈伊尔把帆布包枕在脑袋下面,躺在木板座位上,军大衣盖在身上。木板很硬,他的肩膀和胯骨硌在木板上,不太舒服。但他太累了——不是身体的累,是那种从骨头里面往外发出的、像被掏空了一样的累。他闭上眼睛,在被这种累包裹住以后,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醒来。
火车停靠的站台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站台——原来的站台在战争中被炸毁了,这个是战后新建的,水泥地面,铁皮顶棚,比旧的那个简陋,但比旧的那个干净。他拎着帆布包下了火车,站在月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四月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空气里有煤烟的味道、黑土的腥味、远处工厂排出来的化学气体的味道,还有栗子树花的味道。栗子树开花了,白色的花簇在枝头像一团一团棉花糖,跟三年前一模一样。时间在这个城市里好像没有流动,或者流动了但又流回来了,像一条河流转了一个弯,最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米哈伊尔走出火车站,站在广场上。广场上的鸽子还是那么多,在人们的脚边走来走去,啄食地上的面包屑。面包屑不是天天有的,但它们每天都会来碰运气,不来就没有,来了不一定有,但不来就一定没有。这个道理鸽子懂,米哈伊尔也懂。他看着那些鸽子在地上走来走去,脖子一伸一缩的,脑袋像装了弹簧,走一步点一下,走一步点一下。它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按照身体里某个古老的程序在执行。吃掉,活下去。活下去,继续吃。不需要意义,不需要目的,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做就是了。
他去了兵役委员会对面的那家面包店。面包店的招牌换了,以前是手写的木牌,现在换成了铁皮的烤漆招牌,红底白字,写着“面包”两个字。店里面的胖女人不是以前那个了,换成了一个年轻一些的、扎着头巾的女售货员。米哈伊尔买了两个黑面包、一个白面包,花了十七戈比。他把面包塞进帆布包里,站在面包店门口吃了一个刚出炉的黑面包,热乎乎的,外层酥脆,里面软韧。他吃得很慢,嚼得很细,用唾液把干的部分润湿了再咽下去。十七戈比换来了一个热乎的饱腹感,这笔交易他觉得划算。
接下来的几天,他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旅馆里。
旅馆在一条窄巷子里,门面不大,只有两层楼,每层六间房。房间很小,放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个衣架,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壁,距离很近,伸手就能摸到对面的砖。光线照不进来,房间里白天也要开灯。灯是一个四十瓦的灯泡,挂在天花板的电线下面,拉一下开关就亮了,再拉一下就灭了。米哈伊尔花了三个戈比买了一包火柴,但没用上,因为他发现灯绳的末端系着一截红绳,红绳已经磨得起毛了,但还能用。
他每天早上去市场上转一圈,看看有什么工作在招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在一九五一年已经恢复了不少元气。工厂开始运转了,商店开始营业了,街上的人们开始走路了。不是活了过来,是还在活,从战争一直活到了现在,没有断过。市场的墙上贴满了招工启事,有的写在纸上,有的直接写在墙上,用粉笔写的,字迹被雨水冲得模糊不清。米哈伊尔一张一张地看过去。建筑工,要会砌墙,他不会。装卸工,要能扛五十公斤,他能但不想。翻砂工,要学徒三年,他没那个时间。钳工,要技术等级证,他没有。
他找了一个星期,最后在一家机械厂的门口看到了一张招工启事。上面写着:统计员一名,要求识字、会算数、字迹工整、无不良记录。待遇面议。报名请到厂办找拉里奥诺夫同志。
米哈伊尔把这张启事看了两遍,记住了地址,然后去了那家机械厂。厂子在城市南边,靠近铁路线,远远就能看见几根高耸的烟囱,冒着灰色的烟。烟被风吹散了,在天空中留下一道淡淡的、像画错了的线条。大门是铁栅栏的,门卫是个老头,戴着老花镜,看了米哈伊尔的退伍证,让他进去了。
厂办公室在一栋两层的红砖楼里。米哈伊尔上了二楼,找到挂着“厂办”牌子的门,敲了两下,推门进去。办公室里有一张宽大的木头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秃顶,圆脸,戴着一副银框眼镜,穿一件灰色的卡其布外套。他正在看一份文件,听到敲门声抬起头来,目光从眼镜框的上缘探出来,看着米哈伊尔。
“什么事?”
“我看到招工启事。统计员。”
男人——拉里奥诺夫同志——把文件放下,摘下眼镜,用两根手指捏了捏鼻梁,然后重新戴上眼镜。“当过兵?”
“刚退伍。之前在柏林驻军司令部物资统计科。”
拉里奥诺夫的眼睛亮了一下,虽然那个亮很微弱,像一块被擦了一下的锈铁皮,但确实比刚才亮了。他问了一些问题——多大了?哪里人?父母呢?问到父母的时候,米哈伊尔说了“母亲一九四四年病故,父亲一九三七年”。没有说“被枪决”,但拉里奥诺夫听得懂。拉里奥诺夫沉默了大概三秒钟,目光在米哈伊尔的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到了桌上的一份文件上。他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表格,推到米哈伊尔面前。
“填一下。填完交给我。”
米哈伊尔拿起桌上的钢笔——钢笔是蘸水笔,笔尖有些分叉,写出来的字迹不够圆润——一笔一划地填完了表格。姓名、出生年月、籍贯、学历、工作经历。写到他父亲那一栏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写了“工人”,然后在括号里写了一个小小的“已故”。写完之后他把表格推回去。拉里奥诺夫拿起来看了看,重点看了看他写的那些数字和文字,注意到了字迹的工整程度,然后把表格放下。
“下周一上班。早上八点,别迟到。先去人事科报到,他们会告诉你具体做什么。”
“好。”
“工资是六百二十卢布。加餐补。有宿舍可以安排,跟别人合住,一个月扣四十卢布。”
“好。”
拉里奥诺夫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在奇怪这个人怎么只说“好”。但他没有问。他挥了挥手,意思是可以走了。米哈伊尔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他的脚步很轻,在走廊的水泥地上几乎听不到声音,像一只穿着袜子走路的猫。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米哈伊尔正式上班了。
机械厂的全称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第二机械制造厂”。厂里生产的东西很杂——农具配件、机械零件、军工产品的零七八碎,什么都做一点,什么都不专。厂区很大,有铸造车间、锻压车间、机加工车间、装配车间和一个材料仓库。米哈伊尔的办公室在材料仓库旁边的一排平房里,平房是战前建的,红砖墙,铁皮屋顶,屋顶上长着一簇一簇的杂草,风一吹就倒,风停了又站起来。